汤氏人家（八）

      邻居义务劳动刺激我

      隔壁邻居梁山的妻子庄珉翻身感和觉悟比我高。他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初就主动报名参加里弄义务劳动。早出晚归，没有收入只讲付出，情绪特别好。中午急急忙忙奔回家，站在她自己房门外过道烧饭菜。梁山心里疼爱她，想让她休息一会儿，嘴里说的则是：“你做不好，让我来。”然后，一把把她推进屋，让她到床上休息……

      庄珉比梁山年轻，当然也想让梁山休息。他知道梁山也是从演员剧团学习小组匆匆赶回家忙洗洗烧烧的。大约闭了10来分钟眼睛的庄珉，总是一骨碌起床转身到煤球炉边，一把将梁山拽进屋，一边埋怨：“你烧的鱼不好吃，我自己来烧。”两人好像争着忙家务，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互相体贴，互相敬爱。这样的夫妻情，别说现在少见，就是当时也不多。他们互敬互爱，还让我享受了美味，夫妻二人总要把自己烧的可口小菜用小碗装一点，送到我屋里饭桌上，让我评评哪个烧得好吃。真正的心意，还是看我总是把好吃的留给老汤和儿子吃，自己总是吃茶泡饭和泡菜。这是我在四川家乡就吃惯了的一日三餐水平，我并不觉得苦。但是我心里特别懂得领梁山和庄珉夫妇的情。庄珉对义务劳动的积极很刺激我。我认为应该把儿子送到离家最近的湖南路幼儿园去，只有安排好了儿子，我才有可能摆脱家务缠身。我真的去为大儿子报了名，也缴了托费。第一天送大儿子去时，我起得特别早，让他吃完早餐。我抱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大约走了10来分钟就到了托儿所。阿姨很快把大儿子接过去，用手推着我快点走。刚转身就听见大儿子哭喊着：“妈妈，不要把我送人，我听话会带海海玩……”

      我的脚再也迈不开，站在托儿所门外也心疼得流下眼泪。听见大儿子越哭越厉害，喊声越来越大，直到有点嘶哑时，我忍不住快步推门进去，看见大儿子一个人站在转角小槛栏边，满身湿透，满脸泪水，我心疼极了，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用一只手就把大儿子也抱起……小儿子很懂感情，用小手为我抹眼泪。大儿子紧紧抱着我的头说：“妈妈，不要把我送人……”

      可能是我平常说过，你不听话我把你送人，这时他用上了，用得最恰当，最刺我的心。

      我对阿姨说把儿子带回去。这时，阿姨才露出狠心表示：“回去可以，钱不退。”

      我头也不回就把两个儿子抱出了托儿所门。以后再没有去过。在马路边，我才把大儿子放下，让他拉着我的衣角，我们慢慢走回家。

      折腾了一上午，我们母子三人都躺在大床上睡了一觉。我也慢慢平静下来，认为自己太性急了。性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也让儿子进不成托儿所。半夜老汤回家，我才把送托儿所的事对他说了。他真好，轻轻拍拍我的肩安慰我说，自己懂了就好，你会成为一个好妈妈的。这时我才醒悟到：学做妈妈不容易，学做好妈妈就更困难。我下决心再难也要做好。

      老汤第一次去北京报到

      1950年3月，老汤接到通知与吴永刚同去北京。那时出差要自带铺盖和日常生活用品。我急忙把已经半岁的小儿抱到隔壁梁山家，托他的岳母带我照看一会。我带着大儿子去徐家汇买包铺盖卷的油布，那是土布用土法桐油浸泡过再晒干的，不怕雨淋。一块大油布是由几块窄幅土布拼起来的，扎实厚重，我很吃力才把它拿回家。为了省三轮车钱，我是一手提油布一手牵儿子。小孩还好，我走不动了，常常要停停脚时，他也站着不动。我们都很累很累，但还是走回家了。被子也从床上分一半供他打包带走。至于还有小零碎如电筒、电池、剃须刀等家附近小店都能买就不怎么费事。只是打包的时候，梁山和老汤两个大男人都弄得满身大汗，方才捆扎好。

      晚上，老汤提出来要每月给他汇四分之一的薪水去。因为家里四口人，每人一份平摊。那时薪水极低。他走后，我想来想去还是给他汇一半去我才放心。一个人在外面，常常与友人进进出出，难免增加开支，太少了自己不方便，也被人暗中当笑谈。没有想到他到北京，除了集体学习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得到导演任务后才回上海，所以学习完了他必须耐心等待。那时制度规定导演是上影编制，而分配任务上影无权做主，要中央电影局统一安排。真叫僧多粥少，他花再多的开支也不能轻易回上海，否则白跑一次北京，前功尽弃。我知道他的处境和心愿后，主动每半月给他寄钱时，都是总收入的四分之三，这样等于他一个人在北京用四分之三，我们三个人在上海才用四分之一。他当然心里有数，每次写信他都认为“自己用得太多”。其实不是他用得多，而是薪水太少，只能我在家里勒紧裤带过日子。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煎熬，终于老汤接受上影生产8部戏中的一个本子投产。那是张骏祥根据黎阳短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两朵红花》。带着解放牌的明星标志，本子是通过了，负责总规划的蔡楚生对剧名不满意。他没有对编剧提出而是要导演改成《春风燕子归》。老汤微笑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蔡楚生更得意了，他对老汤说，我帮你设计了几个镜头。他似乎认为汤晓丹一定会听他的指示照改。老汤依然微笑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回到上海，老汤和副导演王炎与张骏祥讨论北京大家审稿意见时，才说出蔡楚生想用《春风燕子归》片名。

      张骏祥一听就发火，表示：燕子是候鸟，《两朵红花》是描写国民党部队受反动统治迫害，得到解放后提高了觉悟，是阶级斗争，怎么能用燕子比喻呢？第二稿张骏祥就主动把剧名改成《耿海林回家》。他原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有意见，没有料到蔡楚生以后多次碰到老汤时都要说片名没有改好的话。老汤仍然微笑不发表任何意见。一直到最后审查通过令发放时，蔡楚生才利用他的职权在通过令上写明《胜利重逢》四个大字做片名。导演只得照改。张骏祥知道后苦笑摇头，当然也露出“被迫”情绪。不过后来张骏祥在当上了上海市电影局领导后的强迫命令作风，比起蔡楚生更强烈，也只有汤晓丹能忍耐。

      《胜利重逢》通过公映后，反响不错。吴永刚告诉老汤，电影局本来打算把影片送到国外，宣传人民解放军俘虏政策的胜利。有人反对说：“男主角耿海林毕竟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只是一个国民党部队中的大兵，被解放后经过教育才成为解放军战士的，不宜出国”。以后真的被呆在国门内银幕上。这个细节给导演深刻教育，他醒悟到银幕形象尚且如此，何况是被解放了的知识分子呢？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做事不说话。他这样想到、悟到，也尽心尽力做到，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认认真真拍戏，淡定一切名利。所以能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而且身后一切从简。我为有这样的好丈夫感到十分自豪。感到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完美的满足。

      其实摄制过程苦不堪言，首先是8部戏同时上，厂里要安排8间屋子做工作筹备室，但根本腾不出8个房间让每个组工作用。行政处长卢怡浩出馊主意，要老汤把编剧、副导演等都拉到家里来完成任务，还要我供应中午和晚上两顿饭。我没有保姆，还拖着两个儿子，怎么忙得过来呢？当然一口拒绝。卢怡浩是我在重庆“中制”厂时就认识的，他整天嬉皮笑脸，有点不务正业的样子，我心里讨厌他，也害怕见到他。新上影成立公布名单，才晓得他当时是地下党，伪装了一层保护色。他不考虑我的反对，仍然嬉皮笑脸要我答应。卢怡浩甚至说张骏祥刚与白杨办了离婚手续，心情不好，在家里吃吃饭最合适。他走后，老汤也帮着他做我的工作，我才勉强答应下来。好在梁山的岳母常常帮我出一把力，算凑合过了个把礼拜。张骏祥等修改本印出来后，回到自己导演的《翠岗红旗》摄制组。老汤和副导演也每天去参加演员活动，我的家才算安静一点。

      张骏祥在我家里吃饭的几天，特别喜欢我的两个儿子。他带了照相机在后晒台上为小兄弟拍了照片，取景角度都用电影剧照手法处理的，还自己放大了送给我。我非常珍惜，常常想：如果他不在我家修改剧本和吃饭，是不会有机会为我儿子拍照的。我心情好时，还会在心里感谢卢怡浩的安排。而今，卢怡浩、张骏祥、汤晓丹、王炎等合作伙伴早相继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只有我，已经87岁高龄的“中制”老影人还能写怀念他们的文章，甜美与酸涩参半，很不是滋味。

      读者不要以为编剧修改本印出就可以开动摄影机了，其实后面的麻烦和困难多着哩，都落到摄制组肩上。比如领导新提出要加强俘虏政策对俘虏改造的戏，那就不是一言半语，甚至三言两语能实现的。加什么戏？加在哪里？结构如何移位？人物感情怎么交流？人物关系怎么转变？……总之，要有机地、有血有肉地展现在银幕上，概括起来一个字“难”。等大家都绞尽脑汁想出点子时，外景地碰到大水、洪水，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停不了，动不得，急也没有用。那是百废待兴的极度困难的年代。反正老汤在外景，不写信，不告诉我任何困难，我也真的一无所知，每天围着儿子转，只有等小儿子过了周岁，能送托儿所时，我才能有打算，有动作。能离开锅台灶边，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才是唯一出路。

七天七夜不合眼

      1950年的冬天，上海特别寒冷。偏巧老汤要从我们住的沪西换乘几次公交车，到沪北的技术厂去做《胜利重逢》新片的后期。我担心他早出晚归冻坏脚，便到徐家汇小店去挑了一双蚌壳型的棉鞋，是手工做的很结实，我手伸进鞋里立刻感到暖和，虽然觉得很贵，也还是下决心买了。本来我也想买一双的，我试来试去，还是因为太贵作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汤就穿上新棉鞋，高高兴兴走了。那时是倒计时出片，8个摄制组的导演都只能猛加班。老汤也不例外。他靠浓咖啡和香烟刺激神经，硬撑着七天七夜不出工作室。

      当时的社会风气，相信只要人人鼓足干劲儿，就能人定胜天。这样，工作自然会完成得又快又好，你追我赶，人人如此，老汤也毫不例外。我在最要好的邻居庄珉和巧仙面前都不愿轻易说个“不”字。上海解放后，社会风气突变。像我读过点书，参加过几年工作的人，最忌讳的就是怕人背后议论我“落后”。当然，也是我最自卑的心态。

第八天凌晨，老汤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一躺到床上就呼噜呼噜鼾声大作了。当我轻轻为他盖上被子时，才发现他脚上穿的不是我买的新棉鞋，而是工作室的破烂旧棉鞋。我很想推醒他问问是怎么回事，但见他熟睡得“太可怜”的样子，狠了心缩回了手，坐在屋里等他醒来再说。

      直到第二天傍晚，他才动动身子，张开眼睛。我第一句话劈头就问：“你的新棉鞋呢？怎么没有穿回来？”

      他这才吞吞吐吐说：“走的时候找不着了。”

      我马上又追问道：“是不是有人穿错了？”

      老汤不得不说：“不像穿错了，因为门口没有多一双私人鞋。”

      乍听我就火了，心疼了，忘记了他是工作了连续七天七夜的人，我怒气冲冲埋怨着：“你知道那双鞋子多贵吗？我想买一双都舍不得钱，你倒说得轻巧，穿双破烂工作鞋回来就算了。”

      老汤急忙订正说：“现在单位穷，这双旧鞋是借的，还要还回去。”

      为了一双棉鞋的丢失，我气了几天。虽然不再在嘴上挂着“棉鞋”二字，但心里还是很疼痛的。不出我所料，那双棉鞋再也没有找回来。老汤在单位还不敢说，害怕别人说他污蔑革命群众偷鞋……只有我，每年冬天都耿耿于怀，也可以说想忘都忘不了，记忆一辈子新棉鞋……

      那年，上影是第一次完成8部工农兵题材新片，舆论反响很好，领导也满意，于是决定发双薪让全厂职工过好年。我兴奋极了，发薪水那天，我早早到厂里领了老汤的双薪。但当满心欢喜回到家时，才发现我领的双薪就像变戏法一样不翼而飞。在哪里丢失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顿时痛心疾首大哭起来。老汤知道了，却一点没有责怪我，而是用手轻轻地拍拍我的肩，劝我说：“算了，就当没有发双薪。”

      我听了火冒三丈，立刻迁怒于他，厉声指责：“你倒讲得轻巧，那么多钱没有了，就算了吗？那么多钱能做多少事，买多少东西你知道吗？要多久才能节省出来，你知道吗？”

      一连串的责问，好像丢钱的是他而不是我。老汤不说话了，仍然轻轻地拍拍我的肩，意思是劝我息怒，安慰我静心休息一下。

      那个春节，我们宿舍家家户户喜笑颜开，只有我家除外，严格地说只有我哭哭啼啼伤心极了。第二天，我的好朋友庄珉问我怎么回事。我才一五一十对她说了。她和老汤一样，也安慰我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因为我和庄珉非常要好，我忍不住也像对老汤一样反问她：“那么多钱丢了不想，还算人吗？”

      庄珉知道我的个性，笑着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我的大儿子用手将我的眼泪抹去。我一把抱过他。我自言自语忏悔道：“妈妈不是个好妈妈，我差点把你都丢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下午，太阳光温和宜人，我带他到楼下玩玩，不知怎么两眼没有盯牢他，眨眼功夫就不见了儿子。我跑呀，找呀，在大门外弄堂穿来穿去，边哭边叫……终于在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前看见他独自站着。我心疼地抱起他。这时，他才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原来在门口玩时，他看见二楼的大姨妈拿着瓶子往外走，小孩好奇就跟在后面。大姨妈并没有发现他，买完油就回家了。我的大儿子人小但聪慧，没有看见大姨妈时，他不哭不响，乖乖地站着。直到我抱起他，他才哭出声来。后来看见报载，不少儿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子带走卖掉的。我好后怕呵……好后怕呵……

      所有这些，我都如实对老汤说过。他非常宽容厚爱，没有责怨过我，只是轻轻地拍拍我的肩，小声表示：“难为你了，学做妈妈难呵！耐心把儿子带大，他们兄弟将来会大有前途。”

      我也曾多次问过老汤，我这么多缺点，他怎么能容忍的。最初他只是笑笑，什么也没有说。可能被我追问得太多，他才简单说：“你的缺点不少，但是优点更多。你的缺点比别的女性突出，你的优点也是别的女性难有的。比如为我和两个儿子，你宁愿苦自己，起早摸黑干，甚至从不吃好的、穿好的，把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付在培养儿子的前途上，这是一般女性、一般妈妈、一般妻子都难以做到的。我宽容的不是你的缺点，我发现你自己很能反思，悟性强，在生活中你不断在克服自己的毛病，有这些就够了。”

      这是老汤一生中对我最真诚、最关爱、最信任的评价。我想了一辈子，也记切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