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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人家(十)

2013-1-28 13:49| 发布者: terence| 查看: 1515| 评论: 0|原作者: 蓝为洁|来自: 联合时报

摘要: 汤晓丹(中)在影片拍摄现场正在玩耍的汤氏兄弟汤晓丹绘画作品想做俄文翻译 我不但进了国营厂,儿子也进了厂幼儿园。我想自己还年轻,俄文夜校教师只会俄语,不用中文讲课,逼着学生进步。四年结束达到了说、听、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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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丹(中)在影片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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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玩耍的汤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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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丹绘画作品

 

 

想做俄文翻译
      我不但进了国营厂,儿子也进了厂幼儿园。我想自己还年轻,俄文夜校教师只会俄语,不用中文讲课,逼着学生进步。四年结束达到了说、听、写、译水平。我的好学一定能坚持学成,可以到译制片厂搞俄文翻译。家里有老汤暗中辅导,我相信自己能实现心愿。正好译制片厂剪辑组需要人,人事科找我谈话时,我一口就答应服从组织安排。我想先走进大门,然后才可能去敲翻译室的小门。这是如意算盘,一厢情愿。
      到译制片厂才发现,翻译室的小房门根本不会对我这样的人打开。因为里面除了专职俄文翻译外,还有部级领导的夫人等等。面对现实,我必须识时务。所以我决心静下来,专攻电影剪辑。那时译制片剪辑间工作很特别,就是整部外国片分成小段配音后,所有影片当废片处理。我想,自学剪辑最好的方法就把工作过的原版片全部拼起来,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研究它的组接方法。很快,我就摸准了它的处理技艺,用专业术语说就是学会了如何找准剪辑点。我不但有所悟,还能根据我自己想法重新剪辑过。除了本职工作努力做好外,中午从不休息,都是拉片子自学,笔记本上写了许多心得体会。尤其是技巧掌握上,我是一格一格看画面,情绪掌握方面连一个眼神都不放过。几部外国影片拉下来,我真的学到了本事。遗憾的是,由于世俗的偏见和愚昧,许多人根本不懂自学成才的深刻道理,更不相信实践能出真知,似乎没有当过儿媳妇就不会是个好婆婆。可是当我把自己的收获告诉老汤时,他却一直鼓励我坚持学深、学透、学下去,因为他的导演知识就是边学边干边积累的,真知识变成了才干和灵气。比如我们看过的苏联名片《雁南飞》里有个女主角坐上公共汽车穿过部队行进的长镜头,大家都说是剪辑好,剪辑得流畅等等,一片赞美声。许多听者受蛊惑也跟着叫好。我心里并不踏实,将那个镜头一格一格找过去,根本没有下剪刀的痕迹,所以我叫老汤也到剪辑台上看看。他才说是导演与摄影别出心裁设计好的镜头,用升降机操作,是一个镜头完成的。于是我学到了东西,老汤也掌握了摄影新技巧。老汤为我学俄文花高昂定费购买的苏联原文,后来介绍了那个镜头的摄制,还把特制摄影高空移动的工作镜头都登载出来,证实了我和老汤的务实学习的真正收获。这就是为什么老汤相信我能成为好剪辑的真正原因。这种信任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呕心沥血取得的,一般凡夫俗子根本不能理解。
老汤对我的娘家人
也真心关爱
      1951年国庆节放假,连头一天星期日加在一起有两天时间在家。那年正好老汤也从外地回上海,全家四口算正儿八经第一次享受天伦之乐。隔壁梁山屋里也是老老小小挤了七八个人,洗菜烧饭忙得乐哈哈。这时,我的父母带着我的七妹和九弟,他们没有告诉我就乘船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四个人坐一辆三轮车,照着我写信的地址摸到了我们那幢房子大门,对牌门号没有错,付完车钱就上楼来了。老汤十分高兴,立刻热情迎亲人。两个儿子很陌生,直往父亲身后靠。我则忙着到楼下一间非常小的空房子打扫。幸好屋里有老汤初到上海时睡过的双人大铁床。铺上盖的和垫的,晚上四个人挤着睡觉。自后,我心里有些厌烦,主要是我习惯了只要早上出门后,就深夜再回家。儿子也在托儿所没有牵挂。突然家里又有了四口人,我不管,情理难容。我要管则精力和经济实力都不够。我形于色的情绪引起娘家人的误会,以为我不欢迎他们到上海。实际上,父母也是迫不得已才离乡背井远行的。因为我家人口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重庆市税局的工作被遣散。父亲只好携儿带女共十口人回老家,还买了点风水并不好的田地,每年收点租,勉强够全家老小填肚子。当时的土改政策并没有把父亲评为地主成分。根据解放前夕他主动帮助乡农会减租减息做工作的表现,将我家定为开明士绅,有毛选中所说的李鼎民先生的待遇,批准全家迁到重庆。因此四个人到上海,还有五个人留在重庆我二妹家里。我比我的七妹大12岁,她正好小学毕业。到了上海就吵着要读书。她很勇敢,要父亲陪她到离家附近男女生混合的沪光中学报了名。我知道后才带她到江苏路上的“市三女中”重新报名,上1952年的春季班初中一年级。解放前那原是上海的贵族学校,学杂费、住宿费都很贵。她的成绩每学期第一。还是班上发展的第一名团员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著名女导演黄蜀芹是她的同班同学,她还是黄蜀芹的入团介绍人。
      我曾经想七妹读完初中后就到北京新影厂学洗印,而她却大哭大闹要读完高中和大学。老汤是极力支持她的,还暗中给她买参考书、给零花钱,每星期她回家,老汤都大把大把抓糖塞进她的口袋。所以她对老汤特别有感情。1957年,七妹被高分录取到武汉长江水利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从一般专业人员晋升为工程师、水利专家。如果没有老汤的长期劝说我,我想七妹很难成为今天的优秀工程师,因为七妹是我的娘家人,她的成长,我格外感同身受。老汤生病住院间,我弟弟妹妹们的下一代都格外揪心、关怀。可见老汤的实际行动多么深刻地烙印在我所有娘家人的心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可以叫作真爱的收获。老汤的言行,不但教育了我,也对和谐家庭有借鉴作用。我想,老汤对处理家庭关系的行动也是站得高、看得远,真正起到了助亲为乐的示范作用,对当今社会中时常被媒体曝光的家庭矛盾,兴许可以有助推解决的实效。只有家庭和谐了,才有社会的和谐。
七妹不满意我设计的棉衣
      七妹进上海市三女中读书的第一个冬天,我担心她冷,特地买了藏青色细布和新棉花、新里子布,叫帮我做灰布制服的邻居为她做了棉大衣。没有料到,她穿到学校与其他女同学相比,显得格外老成。上海的女学生说话也不考虑后果。七妹听到人说她是“文工团来的老干部时”,气得大哭了一场。尽管心里并不愉快,但她每天晚上上自习课都穿着它保暖。只要不生病,就是大幸运,因为上海气候和四川很不一样,如果病了就很麻烦。
      她的功课很好,每次考试分数都属班上第一。除了她在家乡的小学质量不错外,更重要的还是她自己用功。读书嘛,只要自己肯下苦功,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只有十年寒窗,才会一举成名。”我们兄弟姐妹八人都是善于刻苦自学的人。所以不论在四川乡下,或者到上海市三女中都能通过考试评比,引起同学和老师注意。
      我的运气特别好,刚进上影编制,就碰上评级。大家评定我月薪79.89元,当时不算低了。收入增加,我父母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劳保享受也在我名下。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父亲有颈椎脊炎看过几次病外,其他三人都没有生过病,也不用负担。两个儿子还是按月都有付出的,因为托儿所惯例保健和用药费用都直接划到我名下,在发薪时一并扣除。反正收入的目的就是为了承担一半家庭开支,总比没有收入还要丈夫负担我的医药费开支要好,我心里也踏实多了。相比邻居庄珉每天奔进奔出却分文没有,还是强许多倍。
自学幼教
      老汤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是煞费苦心。只要儿子从托儿所回家,他最喜欢把两个儿子拉到自己的身边,两只手摸着两个儿子的头问:“这个星期你们又学会了什么?”
      小儿子十分可爱,抢先回答:“新歌”。
      大儿子则叙述他看到海海在小班当小先生教小朋友唱歌,可是从来不说他自己的画被老师选出来贴在黑板上的事。父亲高兴得很,急忙叫小兄弟把自己的“家长联系簿”从小书包里取出来,读老师写的评语,总有“有音乐天赋”和“有绘画爱好”等等的赞词。老汤情不自禁把两个儿子紧紧抱住,嘴里不停地说“好呀……好呀”,展现出父亲对儿子未来的期盼。他从心里感到“后继有人”。
      深夜,儿子都睡觉了,老汤才从高处将他珍藏的《苏联博物馆》画册等取出,放在儿子可以随意取阅的小台子上,但他从不叫儿子有空多翻翻这些珍贵资料。他只暗中注意他们的兴趣。有天他突然说:“我发现两个儿子都很爱自己翻书找乐趣。”稍停又补充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学的,可惜那时祠堂里只有‘人之初’之类的识字课本,没有其它参考书可读。”因为我白天做家务太累,很想睡觉,所以他说他的,我没有搭理。我只听他说到:“你也爱读书,儿子像你”,就入了梦乡。所以,后来有记者问老汤是怎样培养儿子的时候,他只说:“我把花高价买回家的参考书都主动放在他们阅读最顺手的地方,培养他们的自学兴趣。”儿子到现在还有清晰记忆,自幼的艺术熏陶是靠他们自己培养学习兴趣得来的。
      那时托儿所规定每周六傍晚接回家,每周一清晨送回去。如果老汤刚好在上海,两个晚上和一个星期天,他总是再忙也要安排时间与儿子在一起不停地说话。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最爱反反复复问的是:“你长大了做什么?”小儿不但自己表示要做“音乐家”,还代哥哥说“沐黎长大了做画家”。托儿所生活养成的习惯都是互相叫名字,不称哥哥弟弟。在家里也这样,自然亲切。
      老汤还准备了厚的画纸,引导大儿子照着学画。他先画,儿子后画。慢慢地,儿子自己学会照着《苏联博物馆》上的习作画。他对儿子说,一张纸画一幅可以,画几幅也好,就是不能在书上涂画。儿子乖极了,真的照着父亲的叮嘱自学画画。
      有一次,我们译制片要为苏联原版片《画家苏里柯夫》译成中文版。在进入工作时要先看原版片。我急忙到托儿所把两个儿子带去看片子。小兄弟十分专注,认真细看。小儿子还是坐在我们剪辑间工作人员钱学全阿姨腿上看完的。回家的路上,兄弟二人谈得津津有味,他们说影片上的有些内容,在《苏联博物馆》大画册上都看过的。大儿子甚至说:“有几幅画家苏里柯夫的原画设计草图,都照着画过。”显得十分得意。
      以后,每逢厂里放有关绘画的影片,我都把两个儿子带到厂里让他们高兴,我也欢心。老汤对两个儿子的培养更关心,他对儿子的培养方法,其实就是他自己自学成才的最实用、最有效的学习总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将有关的正本材料和辅导资料都不断搜集,买回家放在儿子阅读最方便的地方。儿子自然天天增加知识,有新感悟,进步很快。
      我在老汤的自学方法中也有自己悟性,老汤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学呀、画呀、记呀、想呀……所以他能从七岁在印尼看电影时就爱上了电影,记住了电影,有意识地找机会学电影。一个电影导演专业让他苦苦追寻了一辈子,因此才有他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他导演的题材广泛,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生活的作品献给观众,激励斗志,推进社会发展。所幸两个儿子都秉承他的作风。
下生活为了出好片
      老汤又去了北京。本来打算和演员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成荫却通知他先去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北土改参观团。团员中年纪最长的鲜老先生八十多岁。老汤才四十多,算年轻的。到了目的地,才明白根本不是参观,而是实际投入日夜不停的工作。除了跟着队长完成日常工作进度外,老汤还要负责写写画画,做好宣传工作。预定的两个月时间这么一晃就过去了,他带着工作队给他的表扬回到北京,正好碰上电影局开展“忠诚老实学习”,组长武兆堤和伊明通知他参加学习。
      最初老汤只是学文件,听大家发言,他自己没有讲话。后来发现两位组长不停地引导大家联系创作实际,特别是解放前在旧政府办的电影厂拍戏情况以及思想认识。老汤看了看现场的学员,大都是从延安或者部队来的,不存在小组长启发的对象。他心想,可能是针对他在前“中制”导演的一网打尽日本间谍题材《敢死警备队》内容不理解,所以他就把拍摄前后情况如实说了一遍。其中司徒慧敏和卢怡浩都说过赞成他接任务的话,老汤没有明说,因为他并不清楚延安来的老同志与“中制”地下共产党员之间的观点是否默契,为避免引出误会,少说为妙。
      当时大家听了没有表态就散会了。学习结束,老汤准备回上海时,小组长才给了他一份书面鉴定,大意是所谈拍摄反动影片情况属实,希望以后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拍好影片等等。老汤心里有点吃惊,怎么一网打尽日本间谍的题材会变成反动影片了呢?他沉住气,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接过鉴定收藏好,只是在日记里记上一笔:“现在申辩不合时宜”。回到上影,他坦诚地把土改参观团的表扬和电影局学习班的鉴定都交给厂领导钟敬之。
      几天后,他又跟着热火朝天的上影土改工作队出发去了安徽淮北马桥报到。老汤还被指定当乡长,要做的工作更多更细。当时同去的还有王炎、束夷、朱修勤、瞿白音等。时间规定一个半月。结束后回上海,正好再过四天就是春节。我们家里共有八口人,围坐在一张小饭桌旁,第一次感受到三代同堂,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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