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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氏人家 (三)

2013-1-22 15:05| 发布者: TT@| 查看: 1200| 评论: 0|原作者: 蓝为洁

摘要: 抗战期间,汤晓丹喜欢走山城重庆的乡村小路汤晓丹1988年所作的《记忆中的儿时故乡》日本投降时,山城重庆到处是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汤晓丹、蓝为洁也在人群中《我的母亲——蓝为洁》(油画)汤沐黎 作思念故乡时,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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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汤晓丹喜欢走山城重庆的乡村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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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丹1988年所作的《记忆中的儿时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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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时,山城重庆到处是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汤晓丹、蓝为洁也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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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蓝为洁》(油画)汤沐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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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故乡时,汤晓丹就画几幅家乡的花草

赵丹来访的轰动
     我的记忆中是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前,“中制”贴出大红喜报,欢迎赵丹到“中制”参观。那时赵丹刚从受迫害的新疆回到重庆。他原是“中电”演员,经历了一场大难不死离开新疆又回到出发前的原单位。赵丹是影剧界的头牌明星。“中制”演职多数是他的挚友、忠实的追随者。欢迎他的中制人从早上就相继来到厂里三五成堆议论纷纷。谈的大都关于赵丹在新疆受军阀盛世才迫害的传闻。我们技术课办公室更是人挤人,在房门口和过道扶梯旁都站满了人。每逢这样喧闹的时刻,我总是悄悄溜到大楼邻近的女宿舍,避免和人交谈。这是我进厂工作第一天课长就关照过的。课长关照的目的是教我学会“自我防患于未然”。他说:“人多嘴杂,常常有人冒调说出让厂长讨厌听的话,追查起来,厂长拿别人没有办法,会拿你开刀,我是你进厂的介绍人,明知是你被冤枉,也保不了你。现在找工作多难呀!”
     课长以父辈亲人的叮嘱,我真的牢记在心。主动躲开,我不在场,想加罪于我也属枉费心机。我们隔壁大间住着演员李健和她读小学的女儿。演员不是坐班制,她白天总是一个人在屋里看书或缝缝补补做家务。见了我路过她房门总要我进屋坐坐。我也很喜欢她,相信她,如实对她坦诚了心情。她没有夸赞我,只是平和地望着我听我把话说完。有一次我发现她有点像史东山导演一样,敢站在宿舍外走道边仰头对着有厂长室的办公楼提高嗓门大吼,发泄心中的不满。不过她说的内容不像史东山那样明显政治内容,李健吼的都是一般的生活现象。我只记得反来复去指责饭堂伙食差没人管,物价涨薪水不涨呀等等。因为她带着女儿每周总要到食堂吃几顿,伙食太差,大人还能忍,小孩就咽不下肚。其实别人也有同感,不敢像她那样放声斥责罢了。
     我虽然回到宿舍,也不甘多留,听到楼梯上人群走完的脚步声就回办公室去。
     赵丹是下午才到的。“中制”的欢迎人群提早吃完中饭又回厂来。有的人站在大门口,有的人从走道排成长队。一直到招待室都站满了迎候的人。只有王瑞麟副厂长忙进忙出找课长要人帮助布置会场——接待客人的会议室。王厂长见我傻乎乎地望着他又帮不上忙的样子,顺手把我拉到过道另一头的大会议厅,厂长室的正对面,我进厂半年多了,还没有见过会议厅里面什么样子。第一次跟着走进去,大开眼界,里面除了桌椅间有放茶杯香烟的小桌外,中间还有长桌台子。上面放满了早已准备好的点心:都是食堂用的大白搪瓷面盆装的。
     有刚炸的红苕饼,香极了;有黄澄澄的广柑和绿中带红的橘子,个大色艳诱人食欲;有天府花生;五香茶叶蛋;有米花糖……四川麻花;还有两大桶刚烧开的水,说是可以自己泡炒米糖开水吃。
王厂长拿了两包米花糖给我叫我自己泡了吃。
     赵丹在“中制”友人前呼后拥中喜笑颜开走进了会议室。我只听见掌声和欢笑声。这时课里除了我没有别人,课长当然去了会议室。据后来参加会议的人告诉我,整整几个钟头,赵丹是狠狠地揭露了盛世才迫害他们的残酷罪行,也痛哭流涕诉说与他们同去的王为一、徐韬、朱今明都惨遭家破人亡之痛。我后悔当时的幼稚,本来应该厚着脸皮也硬跻身欢迎人群,亲历见证,亲受感触的,结果失去了唯一的那次机遇。
     王瑞麟副厂长给我的两包米花糖,我带回宿舍送给了李健的女儿汪小川,小姑娘特别高兴。
 
韩仲良仗义打厂长
 
     韩仲良是技术课的骨干摄影师,大家都很喜欢他,总是亲切地爱称他“土匪”。课长告诉我,韩仲良是上海人,出生很苦,自幼跟着在上海曹家渡贫民区住的姑妈长大,没有认真读过书,识字不多,更不会抄抄写写。但是他为人正直,从小好打抱不平,帮助弱者,是曹家渡贫民区出了名的小打手,大家赐他一个美名叫“土匪”。坏孩子怕他,好孩子爱他。那里住的成年人也是多数人爱他,少数人恨他。
     后来,他被人介绍进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当学徒,跟随著名摄影师吴蔚云学技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一·二八”战争后,韩仲良是宣传抵制日货的先进青年。曹家渡有家商店老板暗中销售日货牟利,韩仲良知道后向明星公司的人搞了一小包炸药,拿到那家奸商老板面前厉声问道:“你是要钱还是要民族气节?”
     老板吓坏了,急忙打开仓库门,眼睁睁望着韩仲良把那些日本货搬到室外空地上烧成灰烬。 
     抗战开始,韩仲良跟随吴蔚云到了我们重庆,是“中制”不怕苦、不怕死的战地摄影。课长官质斌爱才,格外器重他。凡是有危险有难度、需出生入死的艰险任务,都派他去,而他也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有一次从飞机上掉下来,满身烧伤,他都活过来了。真是吉人天相,好人好福。一天,“中制”厂长蔡劲军叫人通知卡通师王铭章去厂长室,王铭章刚连续加班两夜一天,太困倦了,迷迷糊糊回答不去。厂长大怒,即下令开除了王铭章。韩仲良正好在厂,立即快步奔进厂长室,猛掴了厂长几记耳光。刹那间“中制”球场两军对垒:一边是荷枪实弹的警卫连;一边是以韩仲良为首的示威群众。
     当天下午,马路上就高呼“号外!号外! ‘中制’必须结束警察治厂。”以后,蔡劲军离开了“中制”。韩仲良成了抗暴英雄受人尊敬。
 
日本投降
 
     “号外!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重庆市区传出报童的卖叫声。“我们胜利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老汤约我参加“中制”庆祝抗战胜利的影人游行队伍。当时的游行不是今天人们想象的和看到的世界各地示威群众那样——排成长队呼叫口号和高举标语牌。因为时间太急促太匆忙,大家汇集在市中心马路上,人挤人……看到相对而行的队伍中有亲朋好友时,就奔到对方人群混在一起走呀、叫呀,那个狂欢劲决不是今天人们想象得出的。
     我们“中制”影人队伍从小山坡下去,直往市中心奔跑,而“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同行们由江对岸过河到市中心。我们看到人群中许多人围住赵丹,也忍不住挤进人堆,才看清赵丹狂喜得被观众东拉西拥,挤破了街边小商店的玻璃,把他的裤子都撕破了,鲜血直流,他还不知道。可爱的影迷们一定要护送他去医院,因此挤在马路中心的人越来越多。我人矮,轧在人头潮涌中什么也看不见。老汤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劲反方向把我拉出人堆。
     在回厂的路上,他兴奋地说:“这下好了,兴许能快点回家看看我的母亲。”不知怎么,这么个大男人也抽泣了几声。我没有安慰他,只拉着他走到人群略稀的路边,放慢脚步走回宿舍。第二天,“中制”的男士都挤到我们技术课办公室,七嘴八舌谈回家乡看望父母的事。我天真地认为这下可以跟影人队伍走出夔门了。那时对一个川妹子来说,能到下江,犹如今天人们欣喜追求的漂洋过海。几天以后,我发现到课里来的人逐渐减少,厂里进出的名人一个也看不见,只有老汤还在导演话剧《原野》。女宿舍里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人孤单进出。好在隔壁李健带着女儿还在参加话剧《原野》的演出,我心里似乎还有可靠的支撑。这时我的工作非常多,主要是各业务部门器材装箱的单子先要交到我手上,再汇订成册,然后将东西水运到南京。除了自己厂里的东西外,还有厂外的名人把自己的书籍资料也混在我们公家的器材中运走。他们不出一分钱,都是厂里派人到那些指定的地方去装箱的,到了目的地还要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著名的安娥女士就是直接来找我代她办的。我当然不敢作主,去找王瑞麟副厂长签了“同意”办的条子后,才将箱子编号,混在技术课器材中运出的。
     就在此时,有消息说派到美国学习的副厂长罗静予调回“中制”升任正厂长。不少人对罗静予回国当厂长大加赞美,大家都说只要有罗静予主持业务,电影生产就一定会比抗战时期更有发展。
 
罗静予为官不仁
 
     按年代排序,罗静予应该是“中制”第四任厂长。他也是我们四川人,不过他的出生地不是偏远小城而是文化名城成都。他知书识礼,十五岁时就当上国民革命军队伍里的教员,十九岁时担任《成都新闻》报刊的助理编辑,已经小有名气。二十岁到上海“无线电工程学校”读书,与官质斌是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做了许多务实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工作。以后他就是“老中制人”。《抗战特辑》的编辑公映宣传抗日等,都由罗静予完成。他除了有真才实学外,与著名影星黎莉莉结为夫妻后,还有非常坚实的后台,因为岳父钱壮飞是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谍报人员。黎莉莉是烈属,受到周恩来的暗中贴心关爱。妻贵夫荣。抗战开始后的1941年,罗静予就被“中制”厂长郑用之推荐晋升为“中制”副厂长并以此身份公派到美国留学。1945年蔡劲军被韩仲良猛拳打跑后,罗静予立即被调回重庆升职厂长,筹备迁厂回南京拍戏。他的威信极高,众人翘首期盼他的施政计划。孰知他贴出的第一份公告是“遣散三十多名演职员”。第一名是1909年出生在上海的演员张翼。他比罗静予只小二岁。张翼十六岁就开始演武侠片,是上海有名的武侠明星。尤其张翼参加过孙瑜编导的《大路》和沈浮编剧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与蓝苹(江青早期从影的艺名)合作后知名度更是大增。不知罗静予为何选定张翼为第一名被遣散。最后压轴名字是蓝为洁,我除了哭泣,别无他法。张翼是在白色恐怖中挣扎过来的影星,见过世面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他领头与厂长展开面对面斗争,我不敢参加。他们要求的是“抗战胜利后要回乡”,而我的乡就在重庆,我认为没有理由像别人一样挤在斗争队伍中。张翼叫他夫人来动员我去,并且开导我说,还乡与工作维权是一致的,千万不要畏缩担心,大家胜利了,大家都能走。所有被遣散的人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攻不破,打不倒,要走一起走,谁也不能扔下别人不管。
我茅塞顿开,低着头走进大厅,找了个不会轻易被人看见的墙角坐下。谈判的地方定在“中制”食堂。大家围着长条饭桌坐下,几乎没有一点人声。每个人都怒气冲冲等着罗厂长来。他刚走近饭桌,我们技术课的木工奚锡生就从他的旧帆布工作大包中取出一把雪亮的斧头,重重地往条桌上一扔。接着就用上海话大声斥责:“罗静予,抗战八年,我们在厂里吃发霉的军米,加班加点拍抗日影片,而你却花着公款在美国住洋房、乘汽车、吃牛油面包。今天抗战胜利了,你当了厂长,不顾我们死活了,我也不让你好死。” 
     罗静予二话没说,叫跟着他的人马上把遣散布告撕下,向大家保证说:“有问题以后到了南京再解决”。谁也没有料到,这么迅速就解决了问题。张翼愉快地对大家说:“我们也消消气,可能罗厂长也有苦衷。既然没有谈,就判我们是赢家,目的达到了,大家回原小组做好还乡准备。”我当然破涕为笑。
     老汤正日夜忙《原野》话剧演出,他除了导演重任外,还兼管舞台设计,特别灯光效果都得亲自抓。他说演出班子本来就是滞留在重庆暂时无法踏上回归路的影人们凑合起来的,如果不狠抓质量,演出收不到好效果。平常我们爱说能者多劳,老汤当时当然算得上最强的能人,自觉多付出理所当然,这是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艺术家都必须全力以赴做到的。我的处境,他是从演员李健口中知道的。他有思想准备来找我,说话不多,让我感到真诚务实。他只表示“我会带你走”。他还要我每天晚上去看演出。
     我读过曹禺的名著《原野》,深深地被它精彩生动的剧情吸引,而看话剧立体展现在眼前还是第一次。反正每天吃完晚饭就准备去剧场。收票的人已经认识我这个从不买票的观众。进场后找内部保留的空位坐上,有人来了我马上让,没人来我从头看到结束。舞台效果极好,一台演员更属珠联璧合:黄若海饰仇虎、刘琦饰金子、陈天国饰焦大星、李健饰焦大妈。场场满座,星期天还加场。我几乎所有人物出场顺序都能背出。尤其陈天国当时受观众喜爱的程度,绝不低于今天的几个大腕明星。陈天国的缺点是喜欢喝酒,不顺心时还借酒发疯动手打人。汤导演爱才,重用他,叮嘱他演出期间不喝酒,他点头保证让每场戏都到位精彩,还说:“演出完了,你要请我喝好酒,我醉了也不会打你。”
     他是守信用的好演员,戏真的在好评如潮中结束。导演没有钱请他喝酒,他不但没有责怪导演,反而成了好朋友。《原野》结束,投资人朱治格先生守信按口头协定给演职员发了不同数额的酬金。老汤原想用它买张飞机票到上海的,钱到手才发现物价飞涨,根本不够买机票,用他的话说 “只好自己改善几天伙食”。
     这时,我们技术课的摄影师李荫,他讨了四川女孩做妻子,借口丈母娘家要他晚走,他留在重庆,利用他的人际关系,组织滞留未走的导演、摄影为一些单位拍纪录片。《烽火幼苗》就是他承包的小制作,共六集,记录抗战时期失去亲人的孩子在孤儿院的生活。摄影小分队已组成独缺导演,他找到了汤晓丹。这次汤导演很务实,他答应自编自导,交完成片时只要一张由重庆到上海的飞机票。李荫满口答应照办。后来王瑞麟副厂长告诉导演,其实合同上除了一张机票外,还有编导酬金都由李荫领了。老汤微笑表示:“过去香港拍戏,办事都有中间费。李荫跑来跑去,人前人后出了大力,就作中间费酬谢他吧!”
     他拍《烽火幼苗》时,看见我整天坐在办公室没有活干,要求王副厂长答应让我去摄影小分队,每天跟来跟去,学习拍摄过程中的知识。我真的去了,李荫负责一日三餐的伙食开销。我跟来跟去,把拍摄镜头和内容记下来。实际做的是场记工作。李荫很辣手,他没有付我一分钱作酬劳。我后来晓得了他的刻薄后,多次半开玩笑叫他“吝啬鬼”,他只好嬉皮笑脸赔不是。
     我能在《烽火幼苗》中做点场记工作,为后来我自学剪辑无疑打下了一些基础,至少懂得了拍出的镜头怎样理顺保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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