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人家（四）

官夫人和李健作媒

     官质斌夫人是位漂亮、贤惠、能干、特别务实的四川女性。我们的课长也是非常善良忠厚、待人接物宽容的川籍录音专家。他家子女多，收入低，生活一直很刻苦。有一次我们课里一位摄影师到缅甸拍纪录片，官先生的一位朋友托他带二两小黄金条到重庆转给官先生贴补家用。不知为什么，摄影师并没有交出黄金条，而是带回大捆美式军毯、美军服等等。官先生急得脸色铁青讲不出话来。而官夫人非常利索地把那大捆衣物搬到办公室台上，让所有的同仁评理，闹了整整一个下午。当然所有的人都指责摄影师不应该自作主张把金条换成衣物。晚上，我才把房门锁好，东西仍摊在屋里，第二天我也很晚才开门进屋，为的是避免节外生枝，再发生风言风语和误会。所以官夫人很喜欢我，认为我懂事。

     官课长去东北接管日伪留下的电影基地前，告诉我以后有事可以找官太太。我真的去了，不过不是找她帮忙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去看看她，看看几个孩子。官太太见了我总是显出四川人的直爽本性，她告诉我多亏摄影师罗及之出面调停，那位摄影师才把二两黄金条交出，那大捆旧衣物自己抱回家了。可能是她太高兴，主动说老汤人温和忠厚，劝我与他结婚过日子靠得住。她还请我和老汤、李健吃了一顿四川家常菜晚饭。席间，她说她是女方代表，李健是男方代表。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心里很明白，这是被形势逼迫，才作出的选择。既是善心人对我和老汤关怀厚爱，也是我生活道路上得到的最大实力的“援助”。

     李健当时是“中制”很有威信的女演员，属“影”、“剧”界名人。一口漂亮的国语让观众听得过瘾。女宿舍隔壁虽说是一大间供她们母女独用，但是她们住房内还有一个小间放了大木桶专供女职工大小便用，所以我们屋里四个女职工都经常进出她的屋子。她的房门从不上锁，进出随手关上就行了。照说这是很烦人的，可是李健看着我们总是面带笑容。她比我们四个女邻居都年长、成熟，我心里格外崇拜她。她很少在屋里闲着，她不是拍电影就是忙参加话剧演出。我经常到“抗建堂”去看不花钱的演出，多数是去听李健的对白，腔正词圆，铿锵有力，好听极了。那时看话剧观众可以凭自己的高兴鼓掌，李健得到的掌声最多。李健的脾气也不小，有怨气时会仰着头放声骂几句。即使用词刺耳，声音也格外有魅力。有一次她大声说：“嫌我嗓门大，老娘就是靠嗓门吃饭的，有谁听不顺耳，现在就站出来和老娘对词……”

     李健的作风与史东山大骂的“满厂官僚，满厂腐败”异曲同工，大家都喜欢听，只是谁也不敢学，因为都没有他们那个本钱。

 《烽火幼苗》摄制组

     可能是汤导演暗中想培养我对影片从拍摄到完成全过程的认识，他自己剪辑成本样片时，虽然是在剪辑室工作，却没有正式剪辑师参加。据说是承包制作的李荫为了省钱，只要现场拍摄的摄影助理和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场记，白天晚上连续干。除了不在食堂吃夹杂着石子的霉米饭外，其它没有分文津贴。

     汤导演要我把拍好的画面一个一个分成小卷，排在片架上，一定要照着拍摄大纲顺序排好，他要一个，我递给他一个，是他自编自导自己剪辑的。配上旁白和音乐、音效，放映时效果很好。李荫把投资方——社会服务处的官员请到放映室看了完成片，算是一次审查不修改通过。李荫履行诺言，将片子送到社会服务处后取回了一张由重庆飞上海的机票。六集影片放映一个钟头，从无到有只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导演说，在香港拍故事片也不过这么个期限，算正常。我算第一次亲历了影片制片从制作到完成的全过程，仿佛懂得了点什么叫真本事。

     就在汤导演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李健出钱又约了我和他，到官夫人家里吃一顿道地四川味的家常菜，为导演送行。饭桌上，李健才说算有媒有证正式结婚。

     那是1946年7月10日，也是我刚过十八岁生日整整十天。所以，我曾在《人民日报》上以“18岁的新娘”为题发表过文章。过了午夜十二点，我和李健回到自己宿舍，我的新婚丈夫也回到他的宿舍。第二天清晨，李荫派了汽车送导演去了珊瑚坝民用机场。我当然跟着车子去送行。

     这么仓促地结婚，连我的家人都不知道，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没有信物作纪念，只有两颗火热的心合二为一，开始了白手起家的“汤氏人家”长达六十六年的幸福人生。比起今天最时髦的新词“裸婚”来，那才叫我经历的真正裸婚，不是我们一家，而是抗战时期的大群体。

     那时“中制”流行一段真正的“裸婚”佳话，就是舞蹈家戴爱莲和画家叶浅予由香港到重庆要结婚，用电话请“中制”厂长郑用之帮他们安排一间婚房。郑厂长回应说“中制”人多宿舍少，找间婚房不可能，欢迎二位新人去他家，安排一张婚床。新娘新郎十分高兴，真的到了郑家。当晚郑厂长夫妇办了简单婚宴请新郎新娘，同时邀请两位名人嘉宾即周恩来与郭沫若，共六人，喜庆非凡。当然也有大办宴席的魏鹤龄与袁蓉结婚。那是新娘袁蓉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准备到法国留学的钱拿出来办的。申明不收礼金和礼品，欢迎影剧界同仁参加婚庆。赴宴者当然挤满了现场。“中制”导演何非光还要他摄制组的摄影师罗及之去拍了照片和镜头。新娘白色婚纱礼服、新郎西装笔挺，中间站着主婚人郭沫若，还有小纱童——幼年陶百莉。人气十足，喜气十足。袁蓉高兴了一辈子，自豪了一辈子，逢人便细说了一辈子。我也写过她，读者至今还有记忆。

哭着上木船

     我还不到二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看着管理课给的一张木船票，心里极害怕，万一翻船掉进江里怎么办？怎么宿舍里的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乘木船呢？自问不能自答。我的性格促使我大胆成行。到了码头，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技术课的照明彭光汉，他也是四川人。我们的船位卧铺票连在一起，是统舱，一间大屋子有不少床位。稍后我发现不远处还有演员罗苹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丈夫。我们共有六个人了，我心里才平静下来。罗苹的丈夫是银行职员，全部路费凭发票向银行报销。因此，她看在老汤的份上，沿途没让我花一分钱；看在大高个子彭光汉力大帮助她搬笨重的箱子的份上，也没有让他出一分钱。我第一次出门就交上好运。

     我们的大木船肯定超载，它航行在水中，我们在船边用手就能将水浇洒很远，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有点晕船，大多时间都躺在床上，望着低矮的木船顶。心里想着不知老汤收到我的信没有，会不会接我……

     我们在汉口住了两天，是等银行代买轮船票。坐轮船就比木船舒服。轮船上的伙食也比木船上好。加上罗苹为女儿准备的东西多，她说省得到了南京搬上搬下，都吃光了可以轻装上路。一日三餐除正规伙食外加上零食，几乎嘴里没有停止过咬嚼。到南京，厂里有人到码头来接。会计课的小孙是自己来接我的，他帮助我把一个小木箱拎着，带我去秦淮河边走走。那一带当时很杂乱，路边站着妖形怪状的年轻女子，让我见了就讨厌恶心，赶快要他带我离开。还有富裕的时间，小孙提议坐马车逛市容。在我的眼里，南京除了马路比重庆宽一些、直一些、多一些外，市容还没有重庆繁华，给我的影响也不深。马夫挥着鞭子，让我们走郊区路混时间。我又想到在重庆老汤带我第一次看《翠堤春晓》，片中就有马车在森林行进时唱的主题歌，歌词说：“当日青春年华，良辰美景翠堤春晓，你曾说，你爱我，当日青春年华……”这首歌在重庆风行，几乎人人会用英文唱“one day……”中文译词是后来才有的，几乎我们都会轻唱轻哼，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

     好不容易才熬到可以上火车的时间，小孙送我上车厢后就走了。我的位子是三人座靠过道的一边。人来人往，碰来碰去，让我感到太杂乱。心里本来就不顺，这时更烦。火车开动抖跳得厉害，我不习惯，开始呕吐。整整一夜，吐得死去活来。还好连座的都是男士，他们可怜我，照顾我，一位青年把靠窗的位子让我坐，有车厢壁可靠，舒服多了。天大亮才到上海火车站，大家下车，我走得特别慢，希望能看见老汤。都走出车站检票处了，才有一位男士问我：“是汤太太吗？”我第一次听到汤太太的称呼好不习惯呵，傻里傻气望着，停了步。他当然知道找对了人，拉着我边走边说：“我是‘中制’上海办事处主任汪中西，老汤今天拍戏让我来接你。”那时我人矮瘦小，体重才七十多斤。只听着他说话，跟着他走。到了一辆美式吉普车旁，他扶我上了车。望着我吐了一夜的病容，汪中西也自顾开车不说话了。吉普车在重庆多极了，我天天都见到，只是坐上吉普车还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因为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坐过吉普车。在我的印象中，在重庆坐吉普车的有两种特殊女子，一是像孔二小姐那样女扮男装的权贵，还有一种是名声不怎么好的吉普女郎，是陪伴男人的玩物，不正派。我居然也坐了，心里有点怪。不过汪中西说车子是接管物资，分配给他专用的。后来我才知道，1933年老汤在“天一”导演《白金龙》时，汪中西是“天一”摄影，原来是老朋友，所以答应来接我。这次由重庆到上海，木船、轮船、马车、火车、吉普车都坐过了，开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也有了生活。

只有一床军用毛毯

     老汤比我先2个月到上海。当时他一无金条作顶费（抵押）找住房，二无亲友可投靠。是汪中西作主，把厂长罗静予在沪西劳利育路10弄1号接管的周佛海整幢石库门三层住屋中的一间屋子，让老汤住下。汪中西把钥匙给我，让我自己开门进去。

     屋里除了一张陈旧的双人大铁床外，其余都是废纸箱等杂物。看来罗静予根本没有住过，很脏很乱。旧铁床是蓝底红花搪瓷架子，楼下邬太太告诉我本来那张铁床是在她家里的，她们买了新木床后才搬到三楼空房子里。看来是周佛海家佣人睡的床。多处搪瓷脱落，露出铁锈，一般人睡在床上会感到格外寒碜。老汤用废报纸垫在铁条上，又铺了新买的草席。枕头是用书和衣服堆叠起来的。我睡上去试了一下，凑凑合合还算可以。参考书和换洗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的靠墙一边，有点人气味。

     邬太太是剪辑师邬庭芳在重庆时结婚的川籍妻子，人很好，有我们四川女性能吃苦善治家的本事，她们住在底楼最大的一间房，可能有30来个平方米。全家五口人，铺了三张床，也很挤。只是底楼有间像客厅一样的大过道和厨房。房东周二小姐住的是最大的房间。邬家出了房门活动空间不像二楼三楼限在室内。她还带我到二楼看了汪中西的屋子；单身汉的集体卧室摆着四张单人小铁床；还有善后救济总署李姓官员住的有卧室、浴室和保姆房的大套间。李姓官员不是“中制”职工却住了设备齐全的套间，想来必定是后台实力强，否则办不到。邬太太没有佣人，她自己烧饭菜，加我共六人，坐了满满的一桌。那是一顿很配我胃口的家乡菜：番茄炒鸡蛋、青椒炒菜花、泡豇豆炒肉末、榨菜豆腐汤。红红绿绿，好吃好看。

     饭后，我回屋睡了一觉。醒来，我才开始把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装进两只大纸箱内，用劲推到我左边的放映室。右边的剪辑室我没有进去。当时“中制”没有拍戏，工作室没有人进出。过道外的大晒台也没有人用。

     做完清洁活，才把床底下的一只大皮箱打开看看，里面除了老汤在重庆用的英文打字机和他所打的参考资料外，还有一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他进“中制”时的聘书，上面写着“荐任六级编导委员”。我估计这个级别的月薪并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拒绝日本占领香港后要他导演表现英国占领军撤出香港的纪实性影片《香港攻略》，才迅速逃出香港的。滞留桂林一年多，在靠替影院修复破烂放映拷贝和画海报勉强维生的情况下，碰到“中制”厂苏怡导演的《中国的防空》摄制组，知道苏怡生病住院后，他才在苏怡的推荐下进的“中制”，所以月薪不会比其他导演高。但是，跟着摄制组到了重庆，有月薪收入，有集体宿舍住，已经够满足了。回归电影队伍，更属理想。特别是自1934年夏天离开上海到香港，虽然影片一部接一部，还得到“金牌导演”的崇高荣誉，但毕竟漂泊在外，回到重庆也就是回到了祖国怀抱。

     那只皮箱因为一直是放在他与演员寇嘉弼合住的宿舍里的。我没有去过他住的男宿舍。看样子是从上海带去香港逃出时又带回的。当我看到箱子里装的他在重庆教我打字时用的那台英文打字机时，我才晓得打字机是他随身带的学习工具。到了上海，我们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打字，所以就一直将它放在皮箱里。直到十年动乱，才被造反派把箱子里面的有些当“四旧”抄走。聘书上写明“汤晓丹是荐任六级编导委员”，却硬编造谎言说他是国民党少将。汤晓丹很淡定很幽默地说“要真是国民党少将我的日子就好过了”。200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发行的《百年阳翰笙》第61页上真实地记录了这样一段史料：

     “在汉口，国民党军委正在筹建一个摄影场即后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只有空架子，没有电影人才。厂长郑用之知道阳翰笙在上海电影的影响，特邀请他支持推荐上海影人到汉口参加‘中制’。与此同时，史东山、孙瑜等人也问阳翰笙是否可以参加‘中制’”。

      阳翰笙明确表态：“为了团结抗日可以与他们合作，但是你们要向他们讲清楚，声明自己是自由职业者，不参加组织，不要高待遇，不要军衔，以避发生什么事而受军事处分。”周恩来也指示“应该进去。进去是为了占领阵地”。

     于是阳翰笙带了一批人进“中制”。阳翰笙自己任“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主管制片核心工作。特别是“中制”归属第三厅以后，阳翰笙将大批进步影人安排进“中制”，进步力量在“中制”形成绝对优势。在三年内拍摄了11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其中4部是阳翰笙编剧。

　　“中制”是被接管的单位之一。有档案可解密。

当晚，老汤很晚才进门，看见屋里干干净净，高兴地说：“屋里有了女主人，才算是个真正的家。”我说：“白手起家，才算真本事。”

     老汤还带回了一包钱。他说徐昌霖听说我来了，肯定需要钱买东西，他主动去向徐苏灵开口预支的部分酬金。有了钱，我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盘算着先买什么。家里需要买的生活用品太多了……

     这床军用毛毯至今还在我的床上。洗洗晒晒次数多，“毛”已经没有了，硬得像块粗厚布。它已经不是物，而是有灵气的“裸婚”见证。任何时候见到它，我都青春再现，回到刚来上海时的心情。虽然是旧上海，却是我的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的新起点。汤氏人家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