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人家（十二）

两次搬新居

那时局厂领导经常进行家庭访问，也可以说是深入了解职工家庭生活情况。老汤走后，秘书长蔡贲就亲自到我家来看，见一间小屋里大床小床挤得满满的，他问我：“你们怎么住的呀？”我如实回答：“老汤回来在过道铺张席子睡地铺，我和儿子睡大床。”

蔡贲认真听完我的话后只“哦”了一声就离开了。几天后，管理科长来通知我说：“厂里决定把淮海中路陕西路口面街二楼的三间房子分配给老汤。”我立即跟着他去看了空屋，两大一小，厨房、卫生间与人合用。我高兴极了，立即照着管理科长的叮嘱，在他的帮助下，很快就搬了新家。刚住进去感觉不错，小的一间摆上写字台和书架，让老汤作书房，两间大的作卧房和吃饭的屋子。天气转热才发现，两间大屋向北，一间小屋向西。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冻得日夜难熬。除了怪我当时年轻不懂房子朝向的重要外，没有办法向人叹苦。幸好夏天和冬天老汤都不在家。这时蔡秘书长又到我家新房家访，见了我就说：“这下老汤不睡地铺了吧？”我才向他第一次吐了苦水。他很好，仍然认真听了我啰啰嗦嗦叹热冷两季难过日子的话。他仍然“哦”了一声离开了。

大概是第三天吧，仍然是管理科长来找我，并且领我穿过淮海中路到斜对面的高塔公寓六层一套独家进出的空房子看看，说是市委新拨给电影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两房和一间大厅，南北东三面有窗，如果把门窗打开，风还太大。我高兴万分，又是答应立马搬家，只是对管理科长说，房租是不是太贵，我们负担不起怎么办？科长说，你放心，既说明照顾，以后定下来一定不会贵。尽管如此，我还是多个心眼，本来每月十五元房租，自从搬到这个有电梯二十四小时上下的公寓，我每月先定期存50元，我想会够了，如果存款有得多，我还可以有富裕。这样，大概有两年时间都没有让我们缴房租，我在银行已经有1000多元存款了，心里特别踏实。

《渡江侦察记》

老汤在北京送审《演员的艺术》译制片时，《南征北战》编剧之一沈默君找到他说：“新近完成的《渡江侦察记》剧本正在送审，编剧的条件就是要汤晓丹导演。”老汤听了，心里当然有些高兴，但是他沉住气表示：“等本子审查通过了再说。”所以老汤不但没有对人谈起过沈默君说的话，连给我写信也不提。其实，夜长梦多，别说导演人选难预料，就是在哪个厂开拍都是未知数。当时的创作情况还是僧多粥少，人浮于事。

本来他要提早回上海的，局领导留他，暂缓买火车票，他心里也有点数，是为沈默君提的要求，正在研究中。北京气候开始转凉，早晚出门还显得衣服太单薄。这时老汤才正式接到通知参加《渡江侦察记》摄制组导演。沈默君自认为提议得到重视，十分兴奋找到老汤说：“你能做这部片子导演都是我的坚持，我的这个剧本花了许多功夫，别的导演我不放心。”老汤只是微笑听着，没有表示谢谢之类的客气话。在他的心里，这是正常工作，即使他不导演，别人也会导演，不含个人关系。他只对沈默君提出：“希望这次离开北京先到山东找渡江英雄原型慕思荣，请他做摄制组军事顾问。”老汤的诚意感动了这位渡江英雄，答应12月初直接到他熟悉的皖南外景地。

沈默君在与老汤同行途中，几乎没有停过谈自己对导演处理的要求，让老汤听起来他有些过于自负，说话欠思考。老汤的韧性就是能忍住耐心听，那怕几十句话里有几句有价值的话，他都认真思考记住融入拍摄中。回到上海，厂里组成摄制组，制片主任江雨声，副导演葛鑫。在研究主要人物李连长人选时，导演坚持要用孙道临，厂长叶以群坚决反对。经过反复磋商，叶以群厂长才体面提出：“导演用孙道临可以，但要保证成功。”立下军令状后，孙道临正式试装、试镜头，大家满意后才正式开机。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三位核心人物互相倾轧：制片要导演赶走编剧，编剧要导演赶走副导演，副导演要导演赶走制片。三人不停地在老汤面前互相攻击，老汤总是微笑地听着不发言。整个摄制过程老汤都甘愿充当润滑剂。总算在军事顾问的全力支持下，全剧完成公映，全上海20多家电影院都放映《渡江侦察记》，还场场满座，真叫盛况空前。作为导演，老汤受到褒奖，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新钢琴

中央电影局发给导演800元分镜头剧本费。我当晚就到作曲家王云阶家里，请他帮助我的小儿子买架钢琴。那时没有新琴买，也没有寄售行。我跟着王云阶走大街穿小弄堂，连跑了三天，才从私人住所买到了王云阶认为最便宜、最好质量的琴。他很认真负责带我挑选。他个子高，他跨一步我要小跑三步，最后我是满身湿透，总算挑选好，才付了现钱。晚上，小儿子从托儿所回家，看见琴，立即坐上琴凳吊着脚弹起来，因为在托儿所他学会了触键发声。整个星期六晚上，全家都兴奋到十二点以后才上床睡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渡江侦察记》的成功，没有800元导演分镜头剧本费，或者没有王云阶的父辈亲情相助，我的小儿子走上音乐之路不会那么顺利。作为母亲，我只有感恩再感恩。

爱大游行

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上海都有全市大游行。老汤也会收到去人民广场高台检阅游行队伍的通知，其实是参与国庆大联欢活动。1955年国庆节，两个儿子也按放假规定接回家。父子三人都说爱看大游行。小儿子甚至提出“跟着去”的要求。这时做父亲的才说，大人看游行是工作不是玩，不能带小孩。

大儿子虽然比弟弟只大一岁多，懂得的似乎比弟弟多不少，他会问：“是不是你要拍大游行的电影？”父亲回答：“现在不拍，现在是看，是记在心里，拍的时候才会拍得比真的大游行还好看。”小儿子好像也听懂父亲讲话的意思，不再闹着要跟去了。

临出门前，父亲对两个儿子说：“等你们长大了，好好工作，将来也会接到比爸爸还多的信请你们去看。”两个儿子高兴得又叫又跳又拍手，嘴里还说：“我们也会接到看游行的信……”

老汤走后，我发现两个儿子有点失望的情绪。我才对他们说，等会带他们去柳其元小朋友家，因为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转弯的洋房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游行队伍经过。

柳其元的父亲柳和纲与我是同科的，人品很好。我在几天前就对和纲说过要带儿子去他家看游行。汤氏小兄弟和其元兄弟像平时一样，隔着玻璃窗往下看队伍敲锣打鼓走过。他们直说好看，用劲拍手。一直看到队伍走完，我们才告辞。柳妈妈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动物形状的巧克力，每人一份。两个儿子更高兴。大儿子看见小手上的巧克力在车上阳光直射下快融化时，把它放进嘴先吃了。小儿子舍不得吃，眼看小动物变成巧克力糊糊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才劝他吃掉，并且安慰他说下次回家前，我先到“老大昌”买好两盒，兄弟二人每人一盒，他才勉勉强强把小手放到嘴边，把巧克力吃得干干净净。

我们回家不久，老汤也疲乏地回到家。小儿子急忙说自己也是刚看完游行回来，还问父亲叫过好、拍过手没有。父亲只好说：“大人看游行只能用眼睛看，用心记……”

不一会，父子三人都躺在床上睡着了。是第一次先睡午觉后吃午饭，当然也是一生中仅有这一次。以后再没有父子三人分两地同时看游行的机会了。因此，记忆特别清晰。

上海市政协送给老汤两张中苏友好大厦西餐厅的招待券。我去接儿子时就对他们说，我没有去买动物巧克力，明天带他们去中苏友好大厦玩和吃西点。小朋友参观纯属看热闹，在人挤人中，其他大人并不存心让小孩，我只好不停地为他们开路，求参观的人群让小兄弟挤到最前面。他们还是看得很开心，很过瘾，最后才去西餐厅。在餐厅坐好后，问他们想吃什么，兄弟二人异口同声说“栗子蛋糕”，就是他们的父亲经常到“老大昌”为他们买了吃过的。小儿子说，栗子蛋糕里的栗子比蛋糕好吃。

他们都很懂事，看见端上来的点心只有两份时，大儿子发问：“妈妈你怎么没有？”我说人家送的只有两张券，你们吃好了，比我吃了更好。我看着他们一口一口吃完，心里很舒服。走出餐厅，我们又在广场上转了一会才回家。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幸好带他们去玩，因为后来就改成工业展览馆了。他们没有错失童年有历史价值的游乐和品味特殊点心。

爱买书

家里有了钢琴，小儿子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坐上琴凳，弹的都是托儿所唱的儿歌：“排排坐，吃果果。幼儿园里朋友多，朋友多好唱歌，唱起歌来多快活。”旋律简单，听起来发音对，全家都快乐。

我看天气好，就带两个儿子去离家不远的新华书店买参考书，如“黎英海的故事”、“冼星海的妈妈”等等。回家后我一字一句读给小儿子听。他听得特别入神，我反复细读，他也反复认真细听。有一次，我刚将两本故事书读完，小儿子突然冒出一句：“还有汤沐海。”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正是我望子成龙的心愿。“还有汤沐海”，显示出上影托儿所里一个6岁儿童的灵气和志气。我也突然悟到志气比天赋比灵气都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志气，持之以恒努力就能出成绩、有收获。“有志者事竟成”不是空洞的形容词，而是持之以恒长期努力才能展示才华的基础。基础靠夯实，没有夯实的基础是经不起恶风险浪袭击的。所以我在小儿子结束托儿所生活回家上小学前，就请王云阶帮助他请到了专职教育幼儿的专家，严格辅导和指导他进步。

那时找钢琴老师不容易。每周上一次课，月薪是15元，我都忍痛付出。老师开的教材我一本一本买到了。小儿子的学琴进步很快。他的父亲特别高兴，常常要儿子弹一曲给他听，以弥补他小时也想学音乐但没有机会的遗憾。家里有了琴声悦耳，大家心情特别欢快舒畅，也可以说是小儿子带给全家的快乐。

再去北京转往印度

1955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上海过得特别称心愉快。老汤又接到通知，限时去北京学习。老一套，我又忙着准备铺盖卷和其它随身用品。虽然没有说明时间长短，但是我想起码一个月的香烟要带足，除了他自己抽以外总得多带点，以防友人来要。平常大家爱说烟酒不分家。在我的记忆中几个爱抽烟的创作伙伴，都属人们爱称的“伸手牌”。老汤人老实，友人开口，他都双手奉上，从不会说“刚好抽完”的假话。让他多带两条烟，于人于己都方便。我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从不考虑钱。等他走了，我才慢慢节省，把提前或者多余付出的省回来。大约过了个把星期，老汤才写信回家。在北京学习的文件是有关印度电影生产资料。中央电影局决定让老汤跟着水华和张瑞芳同去新德里，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印度电影节座谈会。同行的还有一位女翻译。以后再没有老汤的来信，甚至张瑞芳的丈夫严励都来找我打听消息。大家都这么担心，还是人们口头传说国际关系紧张，来往风险大。这使我晚上胡思乱想，犹如大祸将临头，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些日子心灵遭受的折磨很沉重，一直到接到老汤从昆明写来的信，说他们结束印度电影周座谈后又参观了印度电影界同行们安排的旅游。正准备回国时，接到大使馆通知，要他们留在印度参加以郭沫若、刘宁一为正副团长的亚洲国家和平会议。共40多名代表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乘包机先到昆明。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急忙去张瑞芳家告诉她的丈夫。严励说本来打算由昆明直接回上海的，不知怎么又变成由昆明坐小飞机到重庆，再乘船到汉口。

在船上，老汤和巴金住上铺，黄佐临与水华住下铺。四个人有幸同船共度好几天，才从汉口直接改乘火车去了北京。我原以为老汤在北京做完学习总结后会回上海，可左等右等，总不见老汤归来。儿子多次追问：“爸到哪里去了？”我也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