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杨崇海 摄 嘉宾简介：汤一介，1927年2月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面：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
汤一介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其一生充满着传奇与坎坷。2012年，汤先生先后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北京大学颁发的“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面对大奖，汤先生很淡然，反而带来更多的思考。2013年2月1日，汤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就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独家专访。
北京大学应该培养出震撼世界的理论家
记 者：汤老您好，感谢您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然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我们首先要祝贺您在2012年先后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北京大学颁发的“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面对大奖，您老最想说点儿什么？
汤一介：我在获得吴玉章基金会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育成就奖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的致辞。我说：能有资格获此大奖的不止我们三个人（指邬沧萍和冯其庸），我受之有愧，应该有更好的学者得到这个奖项。既然颁发给我，我愿意继续努力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力量。
北京大学培养了很多的知名学者专家，但我们还没有培养出来震撼世界的大的理论家，这是非常遗憾的。北京大学应该培养出这样的理论家，让世界来研究现在有杰出成就的影响世界学术界的大理论家，让我们来引领世界哲学的潮流。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愿望。我在两个致辞中都说到一个愿望：我们国家颁发了很多自然科学的大奖，但是没有给人文社会科学授予比较大的奖项。此次吴玉章基金会，第一次把大奖授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希望改变重理轻文的思想，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世界和谐需多个国家共同努力
记 者：您老曾经说过，儒家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创新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适应当前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态势的需要，这句话有何深意呢？
汤一介：去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学术文化如何走在世界前列？我想到，从全世界发展的形势看，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来看，从学术文化上，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打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当前西方流行的思想文化。这三个方面打通了，不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意义，而且对全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意义。为什么十七届六中全会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呢？我们希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能带动我们自己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带动世界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不可能一个国家单独的发展使世界走向和谐，必须很多国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就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所以我就经常考虑两个大的问题，通过它们来打通“中、西、马”的融合——一个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另一个是儒学与西方当代学术文化发展趋势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记 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当代学术文化发展趋势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汤一介：既然说中国特色，就必须和中国历史文化有传承的关系。如果丢了文化和传统，特色如何显现？胡锦涛主席在清华大学10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提出，对文化要传承、创新，不能把过去都丢掉。我们必须在自己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创新。而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三者中，最起作用的、支撑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就是儒家思想，从孔子起，儒家思想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了，已经深入人心。比如，孝顺父母、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儒家的传统。我们必须继承这些美德，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中国特色是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离不开现实。100多年来，我们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耻辱的局面，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引导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我们也摆脱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因此，我们既要面对历史，又要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考虑这两个方面能否相容。如果是对立的，要么抛弃历史文化传统，要么抛弃马克思主义，但这都是不可能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使这两者结合好。
1983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研究，受邀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同志带领中国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我用“三个概念”或“命题”提出了中国儒学如何对待“真、善、美”的问题——第一真的问题，我讲“天人合一”，人怎么对待和认识自然界。人要真实地理解自然界。第二善的问题，善不是说说，问题在于做。《尚书》中尧对舜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意思是，说到并不困难，做到非常困难，真正做到才是评价善恶的标准。第三情景合一。是表现美的问题。人的审美观念是怎么来的？如何美好地反映社会生活并给予人美的享受？人的感情必须真正投入到观察的对象，才可以做到。
我讲完后，一个台湾学者说，你为什么没提到马克思主义呢？我回答，邓小平曾经说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说的都是实事求是，你怎么说我没讲马克思主义呢？
另外一个学者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到底有没有契合的地方呢？我本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提问一出，我当时想到三点，现在考虑到四点：首先，二者都是理想主义。儒学的理想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这些理想的因素为社会主义提供思想资源，体现了对公平、正义、平等和谐的追求，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我的文章中有三段话，首先，“共产主义是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次，恩格斯讲过，“没有阶级对立、平等的社会”；第三，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状态；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就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公平、正义、平等、和谐。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尔的乌托邦，这些都包含了美好的社会主义因素；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也是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我们如何把这些美好的社会主义因素利用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就需要考虑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必须区分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的本质区别
以上我们是从自身考虑。从全世界来看，有很多流派：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现在又开始复兴。我们看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很多弊病 ，这些弊病依靠自身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为了解构前现代的一些矛盾。比如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科学万能的思想和工具理性，就是个大问题。启蒙运动提倡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价值理性注重人文价值的发展。但现在是科学万能的思想站了上风，科学是双刃剑，在人们利用它时，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仅仅发展科学技术，丢掉人文精神，是很危险的，会破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例如核能，人类必须发扬人文价值理性引导它的使用。当今这个时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发展走偏了。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只注重发展科学以进行他们的霸权，并且用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强加于人、唯我独尊的“普世主义”）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例如武装攻击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就是其输出他们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区分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
选择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会更有利
美国鼓吹的是普世主义，它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统治世界。每个民族都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儒家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我们应该发掘这些普世价值，不能推行普世主义，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近两年接连发生金融危机，说明如果自由经济不受约束，会泛滥，造成人类的灾难，不仅会影响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势头。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自由权利的利用问题。一个国家拥有和使用自由权利，但同时还要有责任。联合国有一个《人权公约》，我认为还应该有一个《责任公约》。一个国家要对人类和社会负责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妨害其他国家的自由。美国的帝国霸权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后现代思潮，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兴盛于80年代。主要思想是反对一元化，提倡多元化。因此，各个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我们的国学也要发展，对世界有所贡献，这样才能可能实现世界和平，一国霸权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的。那么，中国就有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哪个文化会对自己和人类更有利。21世纪初，出现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它是由过程哲学发展而来。这股思潮认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仅仅致力于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例如，他们提出，人类和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是破坏自身。随着发展，它们认为，应该继承现代性积极的东西，去掉现代社会可能或者已经走向错误方向的东西。一方面要保存启蒙运动以来积极的因素，同时 要看到它的问题，提出新的观念。第一次启蒙运动如果说以“解放个人”为口号，理性地消除某些宗教的迷信和世俗的蒙昧。这样才有个人的自由，有了自由，才有创造力。这样西方社会有了很长足的进步，工业社会才能实现。但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占上风，价值理性被忽视。那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第二次启蒙应该以“关心他人，尊重差异”为口号。如何实现人类社会幸福、和平、和谐的目的，应该有很多途径，比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中国前现代的思想能吸收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将可能在实现现代化之后，会比较容易进入建构性的后现代。我认为，选择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也许会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某种极有意义的共同语言。首先人和自然的关系。工业化200多年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非常严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的生存就会产生麻烦。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认为二者是个生命共同体，而中国讲“天人合一”。孔子讲我们要“知天”、“畏天”，我们要了解自然界，并且要尊重自然界的神圣性。我们在此是有共同点的。朱熹说过，“天即人，人即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儒家也是这样，比如“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也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 有很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印度文化进入中国，被中国文化所吸收。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我们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还有一个观念，对中国先秦的“礼”有所肯定，因为是在社会关系中讲人的价值。先秦的礼和汉之后的礼是不一样的。先秦讲“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这是对应的关系。父慈，子孝才有意义；孟子就认为，杀掉桀纣是应该的，君不义，臣忠也是在做坏事。孔子弟子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解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是很准确的。西方 两个学者写过一本书《通过孔子而思》，西方不仅只是研究中国的思想，而且还应该从中国的思想中吸取智慧，来修正西方的某些思想。通过学习中国“礼”的思想，西方的人权观念才能完整。“礼”的观念就是讲人的关系问题。因为人一生下来，就生存在各种人的关系当中。这一点又和马克思又有相合之处，“没有抽象的个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要有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对社会有益，对全人类社会有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考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我因此考虑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和互补之处。此外，还要考虑全人类的问题，涉及和西方共同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选择一个能够对我们更有利的思潮，比较合适的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但是，这股思潮在西方还很弱势，但是我相信它将来有前途。随着中国好的发展，它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为此，我考虑了以上问题，为了我们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希望会带动世界走向和平和繁荣。
创新需要一定思想与文化的根基
记 者：针对我国当前兴起的国学热，您老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国学有积极因素，但也不是十全十美，存在着问题和糟粕。到了秦汉之后的大一统社会，问题就更多了。汉朝形成了“三纲”的等级观念，这完全是一种统治服从的关系。中国要想健全法制，也必须抛弃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人治”观念。
其实，没有一种思想是十全十美、尽善尽美，能够解决人类所有问题。恩格斯晚年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断》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为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
马克思和孔子都不可能预见现在的事情，怎么能解决百年甚至千年之后的问题呢？我们只能按照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成立100年周年纪念会讲话中所提出的传承与创新。传承是为了创新，不是为了传承而传承；创新需要传承，需要一定思想与文化的根基。这些都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我们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既要发展儒学传统，又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
相关链接：
汤一介主要学术成果：《郭象与魏晋玄学》，1983，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1987，台湾谷风出版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1991，江西人民出版社。《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1991,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在非有非无之间》，1995，台湾正中书局。《非实非虚集》1999，华文出版社。《昔不至今》1999，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汤一介卷》1999，安徽教育出版社。《郭象》1999，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佛教与中国文化》1999，宗教文化出版社。《La Mort》(法文) Desclee de Brouwer 出版社1999；（意大利文）Servitium Editrice, 2000。《生死》1998，上海文化出版社。《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而不同》，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哲学之路》2006， 新华出版社。《早期道教史》2006，昆仑出版社。《魏晋玄学讲义》2006，鹭江出版社。《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2007，江西人民出版社。《反本开新》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7月。主编《汤用彤全集》7卷，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获2001年国家图书奖）《国学举要》8卷，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2003，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道家文化研究丛书》12卷，200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