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人家（九）

汤晓丹（右）在导演《胜利重逢》时给演员说戏

《胜利重逢》获好评

 

      《胜利重逢》完成后，导演得到的荣誉是“厂、局都评他为先进”。物质奖励是一段灰卡其布正好做一套人民装。一支钢笔，一本笔记簿，还有象征性的奖金。这是汤晓丹转型为工农兵服务最有价值的起步，也是奠定他为工农兵服务的最实在的立足点。他表情淡定，内心火热。影片在电影院试映时，他拿回两张入场券，让我带着大儿子去看，他在家带着小儿子玩。我是第一次看他导演的新片。只觉得眼前闪亮，我没有他的修养好，当然喜于面、乐于口，也暗中在好朋友庄珉面前说几声乐滋滋的好听话。

      晚上，大儿子突然问我：“什么叫命根子？”

      这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老农民说“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我没有想到这句话会在三岁的大儿子心里留下了记忆，提出了疑问。我非常高兴，对他说：“命根子就是宝贝得不得了，你就是妈妈的命根子。”

      他似乎悟到其中的深奥，顺口回答：“我懂了，我就是妈妈的命根子。”

      稍停，大儿子又自言自语重复一遍我说过的话：“命根子就是宝贝得不得了。”他很得意，望着我笑了。他笑得那么天真、可爱，自得其乐。

      天气逐渐转凉，我把罗苹还在儿子出生前送的衣服从箱子里取出来，让大儿子试试。结果穿上正好，像在店里试穿过挑选出最合身的一件新买回家的一样。儿子高兴，我特别想念生活在台湾的“中制”演员罗苹。人与人交往最值得记忆的是真实友情。别看我平时不出门串门，似乎是个孤单的四川人，但我内心深处，好朋友、真朋友多着哩。可能还是小时候父亲教我背熟的为人处世警言多，这时我会自然想到“钱财如粪土，仁义友情值千金”。

      我心里常常因为充满亲切的友情而欣喜、温馨。不过，我总担心罗苹带着三个女儿，全家五口在台湾那么个小岛上生活，不会比上海好。她们决定去台湾前，来动员过我也一起去。老汤坚决不走，我也动员过罗苹留下，也是她的丈夫一定要走，我们才分开的。老实说，是她带我离开重庆平安到上海的，没有她我在路上还不定出什么岔子呢。

      下午睡过午觉，像往常一样，我抱着小儿子，让大儿子用手拉住我的衣角，我们母子三人到弄堂口口外的小路上走走。因为大儿子穿上了新衣服，他将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自觉神气像大人，他不拉我的衣角了。走着走着，他不当心滑倒在地上泥水里，我心里不高兴，想责怪他不听话，但是没有说出口，只是抱着小儿子放慢脚步往前走，没有管他。我听见他自己起来，走到我身边，这下拉着我的衣角了。他嘴里责怨：“不是命根子，不是宝贝得不得了。”

      这是他听不懂《胜利重逢》电影里人物说的一句台词，我解释给他听的。他用到这时责怪我，霎时间让我感到学以致用。他用得十分恰当，他真的懂这句台词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处理他摔倒时的态度不够好，不像个好妈妈。所以我悟到，对待儿子的成长必须亲情加友情，厚爱与宽容同时并重，因为亲情常常有它自私的成分，认为儿子不听我的话，会责备会惩罚他，而友情则会宽容、冷静，以友爱对待一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所得的教训，使得我和儿子平等互爱，一直像朋友一样相处。

      穿上灰布女装后

      那时年轻，特别羡慕穿上灰布女装的年轻人。我也买了二丈灰布，让弄堂小裁缝铺，过去帮女士们做旗袍的老师傅，请他为我做两套男式布衣裤。它的口袋多，出门办事时钥匙、钞票、手绢，都有口袋分别放好，自觉轻松方便。上装大大小小四个口袋，裤子三个口袋，共七个口袋随意使用。灰布容易洗，两套换着穿，天天都干干净净，大大方方。穿惯了它，就不想穿旗袍，有点华而不实，上街拎只皮包，“小资”透了。有时自己照照镜子，都自嘲东施效颦，幼稚。我图的是方便、实用，管不了人家背后议论。

      这时，我仍然想找到工作岗位。所以，决心把两个儿子送到黄宗英管理的上海剧协托儿所，那里有一岁就可以入全托的娃娃班。正好两个儿子都一起送去。我的观点是，再好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免不了溺爱，让小孩长大过程中受到不良影响。唯独托儿所老师有所准备上班，特别对小朋友施教，属科学培养要求。至于收效程度当然难以预言。于是我特地找了个上午亲自到剧协托儿所去了解情况。一位姓汪的老师听了我说的湖南路托儿所的情况，她没有批评那里阿姨的不是，而是耐心要求家长要与托儿所配合，做好小朋友的思想工作。她拿了厚厚几本参考资料给我，我答应回家读给儿子听。果然，大儿子说：“这个托儿所好，我和海海都去。”

      我办好了所有手续后，还买了一架小朋友玩的小钢琴，颜色选得与家里不一样。我在儿子入托前一天就把小钢琴送到汪老师手上，我希望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汪老师拿着小钢琴出来接海海。果然灵得很。海海从老师手上接过钢琴，是他熟悉又有新鲜感的钢琴，他当场就用小手弹出声音来。汪老师顺势从我手上把海海抱进教室，他一声也没有哭，就兴趣很浓地玩起新钢琴来。大儿子看见弟弟都高高兴兴进去了，他也跟着老师进了教室。

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托儿所外面转了好一会，没有听见儿子的哭声，我才慢慢回家的。晚上，我也是到托儿所去转转，不但没有听见我儿子的哭声，就连别的小孩都没有哭哭闹闹的。就这样，儿子们顺顺利利开始了入托生活。

      几天后，是个星期六下午，我按规定时间把两个儿子接回家，星期一早上再送去。儿子习惯了集体生活，我定下心来，才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文补习班去读夜校。我选的是每周一、三、五三个晚上听课，除买书付款外，读书不收费。学校要求四年毕业后能读、能听、能写、能译。只有俄文老师，没有中文辅导，从字母学起。我的进度还不错，心情也舒畅，仿佛回到学生时代，生活另有一番情趣。所有这些，我都没有写信告诉老汤。

凭考试上岗

      老汤顺利完成《胜利重逢》后就去北京中央电影局参加了导演总结会议，会后又直接去了西北土改参观团。这个时段，上影厂要成立合作社，贴出布告公开招考，职工家属可优先报名。老“中制”的人都知道我两次遭遣散后耿耿于怀，更相信我能凭考试成绩重新归队。所以有人通知我，有人又代我报了名。几乎毫无顾忌我就去了考场，就是饭厅的用餐食桌上摆了纸和笔。由人事科几位女主考负责。虽然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她们的亲和力很吸引我注意。她们与旧“中制”的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表情大不一样。

      考试题目全是政治问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呀，什么是五种经济成分呀……等等，我在报上都多次反复读过，有所记忆，几乎只要落笔就能回答清楚。我是急性子，写好就交上，转身就回到家里等通知。真的，我被录取了。幸好我在上岗前就把两个儿子送到剧协托儿所全托了，家里无牵挂，上了锁就去报到。三个月试用期满，我接到转正通知是去秘书科报到，担任拟稿工作。这是我在重庆进“中制”厂后就习惯做的工作，自觉能胜任。

      我们合作社只有三个人，附属在人事科学习小组。那时学习抓得特别紧，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学习是“雷打不动”。我年轻，爱读书报，有所感，也有所言。我感觉人事科的几位女同志都比较喜欢我的直率性格，我也愿意主动靠近她们。陈芗悄悄告诉我，是延安来的钟敬之副厂长了解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让我到秘书科工作的，也就是从合作社的编外职工转到上影正式职工。待遇也有所调整，比如正式女工的子女可以正式申请进上影新办的托儿所全托。上影领导十分重视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及教育。办托宗旨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聘了毕业于燕京大学家政系的朱茂琴作保教主任。有专职所长，就是人事科的舒群同志。还有医生和护士负责所有儿童的健康成长。费用比原来的剧协托儿所低。地点在永福路52号，是被接管的最好的花园洋房。我当然第一批就提出申请，两个儿子分别进了中班和小班。汤氏小兄弟自幼就接受良好的学龄前基础教育，为以后升小学、中学乃至读大学都提供了扎实稳固的有利条件。汤晓丹自西北回上海，看见我们的家大变了样，惊喜万分，称赞“是个充满活力的新型家庭”。我自豪地补上一句：“那当然。”当时，我刚过24岁生日，很自然地有种朴素的感情，把家的新气象和在旧“中制”时的不幸遭遇作了对比，从心坎里认识到新社会好，新领导人好，还产生过到大学去继续读几年书的想法。说实话，我太欢喜读书时的学生生活。我想，要不是我的弟弟妹妹太多，需要我放弃学习先去工作，用每月的薪水收入贴补他们，使他们都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否则我会继续学业，成为一个很会做学问的人。我的想法，老汤都支持。我看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们，她们都没有我的有利条件，而我有自由安排生活的环境。尽管后来的日子我很苦很累，但是心里很快乐。我常常想，如果我的丈夫不是老汤，我不会有这样幸福的家庭和有这么像父亲人品和敬业精神的两个好儿子。新中国给我的金饭碗，我一直捧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