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人家 （二）

 

     我是四川重庆人，家庭妹弟多。父亲出生在离市区七十华里的山村兴隆场。十岁就托人带到重庆府“顺天祥”商号当学徒。老板见他人小手勤动作利索，很喜欢他。商号账务也看中他，教他学打算盘和记账。父亲不满意原来的名字蓝子仪，自己改成蓝知义。他还练出一手漂亮的黑毛笔字。他很识相，吃饭时别人喜欢的菜他不动筷子，别人不进嘴的菜他往自己嘴里塞，人缘比较好。学徒期满，老板主动给了他月薪，他依然像刚进城一样省吃俭用。几年后老板给他加了月薪，还推荐他到聚兴诚银行工作，收入更增加。我出生时的世俗是重男轻女。父亲受新思想影响，主张不论生的是女是男，一律要学文化。他反对当时有儿选贫亲、有女攀高门的势力观点。

     在我一岁多会走路时就叫我背他自学做人的教条：早起三朝当一工；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日必三省自身，今日事今日毕；三人行必有我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等等。当我能照着他教的顺序，背诵得无论顺背、倒背、由他抽着背，我都能顺口背出时，他才把手抄正楷本子给我对号入座，让我一下就能认识许多字了。此后，他又把增广贤文等他自学的书让我自己学着读，还教我翻辞海、字典。我读书的兴趣猛增，父亲特别高兴，夸奖我。但是母亲并不喜欢我，她指责我不愿帮她做家务。她骂我时我还不服，常常惹得父母为我吵架，我也养成了反抗习惯。抗日战争开始，父亲所在单位大量裁员，公开宣布单位名额空出来给下江人，就是逃离战火到重庆的人，其实大都是有后台的外地人。父亲只得把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带回兴隆场乡下，还将平日节省的钱买了靠收租仅够全家口粮的低凹田。勒紧生活开支，让我到城里读书。为了早日拿到毕业文凭找工作，我必须每学期跳来跳去读书。

     在17岁时我真的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进了“中制”厂。正巧碰到大家都亲切称呼的老汤，我在技术课，他在贴隔壁编导委员会。课长官质斌说老汤是从香港到重庆的。我看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办公室英文打字，就萌生了想学打字的念头。因为当时女职员学会了英文打字，可以等机会到邮政局或银行工作，收入好，福利好，工作又稳定有保障。

老汤听官课长推荐我向他学习，答应教我。他英文好，打字熟练。打字时双手指不看打字机上的字母排列，而是两眼直盯着原文，两手摸索打出，一字不错。我虽然年轻，记忆力强，又有点英文基础，学习进度不算差，但是毕竟既要看原文又要看打字机字母排列，有时还要找找字母在哪里。老汤很有耐心，从不责怪我慢。不像我有点看不顺眼时嘴里会脱口而出“这么笨！”我开始感觉到要好好学他的做人做事态度。慢慢对他有了崇敬，愿意和他多接近。那时的接近，也就是下班后我们都不在自己的宿舍，而是到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到“抗建堂”看话剧演出。

不喜欢听人叫小四川

     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还有史东山。课长说，他的戏多，必须经常到厂里处理工作。不过汤晓丹和史东山两人性格完全不同。汤导演是在办公室里一声不响专心打字。史导演却喜欢发脾气，站在办公室外的楼道大声骂：“满厂官僚，满厂腐败”。每逢他发脾气时，办公楼里所有人都关紧房门不外出走动。我们的课长却忍不住叫我出去看看“有什么事要办”。果然东老见了我立即压住气说：“来来来，小四川，帮我做件小事……”那真叫小事，比如帮助将一封信投进厂门口的邮箱呀，要点零碎物品呀，等等。有一次，东老又大骂，仍然是两句老话：“满厂官僚，满厂腐败”。我才悟到，他是不满现实，不满社会，借小题发大气。我也不害怕他会迁怒于我，不要课长关照，我自己走近史东山导演。他手里拿着一只办公桌上用的台铃不响了，要我找人帮他修好，以便他要叫人时揿揿铃，人就会到他面前听他吩咐。

     我拿回台铃，翻过底座，发现是有人恶作剧，在底座塞满了浆糊揿不出声，东老才发火的。我用揩布仔细将底座擦干净，把铃放回他的办公桌。以后他轻轻一揿，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响起，他翘着小胡子高兴地笑了，四十多岁的大导演让我感到格外可亲可敬。

     他一直叫我“小四川”，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因为当时“中制”厂里的四川人，一般都是清洁工、厨子等等低薪工人，被人看不起。这大群人不能与少数几位如厂长郑用之、副厂长罗静予等同受人尊敬。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对东老说，以后叫我名字好了，不要叫”小四川“。东老当场开导我说：“‘小四川’有什么不好，没有四川，我们抗战还没有落足点呢！”

     我受到教育，也有所醒悟，必须学会从大处着眼看问题。

     东老不是我们技术课的编制，可是他到我这里来领的文化用品次数最多，量也最多。本来，我担心别人会提意见，请示了课长后才敢发给他和郑君里、贺孟齐几位导演的。实际上，我们课里的技师们都属不善于舞文弄墨的专家，每月领了东西把橱堆得满满的，让几位需要的导演领走，物尽其用，大家都开心。我也省得经常颠来倒去整理橱柜，反而轻松许多。

钦慕诗人导演

孙瑜出国

     我第一次晓得孙瑜的大名是在“中制”布告栏上的大红纸写着“欢送孙瑜赴美访问”，同时还有演员黎莉莉和录音师郑伯璋。布告栏前总站着读者边看边议论，都露出羡慕神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出学校门有月薪收入的青年学生，更具磁铁般的吸引力，我居然在内心深处妄想有朝一日也有漂洋过海出国深造的机会。

     那段日子，我们办公室来往职工特别多，都喜欢围绕在副厂长王瑞麟身边借出国的孙瑜为话题问长问短。最初我听不出大家为什么盯着王厂长发问，后来才慢慢清楚，王厂长是孙瑜导演影片里比较早年就合作过的“老人”。王厂长说，孙瑜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后就去了美国，专攻电影编剧和电影摄影两门学科。在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七岁，毕业后立即回到上海参加影片摄制。孙瑜在长城画片公司和民新制片公司编导了《风流剑客》和《渔叉怪侠》，受到舆论好评。紧接着孙瑜又为联华影业公司编导，王厂长就是在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中的男主角。女主角有林楚楚和阮玲玉。王瑞麟的一生，就主演了这么一部《故都春梦》，却成了长留影史的经典名片。所以他总是得意地的表示：“你们别小看我只有一部影片，物以稀为贵，我是托孙导演的福，占孙导演的光留名影史的。”他的话朴实、简略、很有份量，增加了大家对电影制作的热爱，也增强了王厂长的威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记忆犹新。不过，我在职期间，并没有机会与孙瑜导演直接有过接触，因为他从来没有到我们技术课来领过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化用品。只因为他是四川人，我暗中引以为荣，特别是孙瑜与同时赴美的郑伯璋都是四川自贡人。自贡（原名自流井），是四川有名的产盐盛地。大家口头都称它是“盐城”或者“盐都”，可能与经济发展紧相连，出人才。我的出生地重庆比自贡名气响得多，想必会有更多人才出现。想到这些，心里更乐滋滋……

老汤彬彬有礼

     汤晓丹，1910年2月22日出生在福建华安县的偏僻农村。自幼爱用树枝或竹竿在泥地上画马牛羊、古庙和人像、山水等等。六岁跟随母亲漂洋过海到印尼东爪哇寻找在那里做小贩的父亲，还在那里进教会办的小学，打下英语基础。他的自学踏实有悟性，进步很快。几年后他跟着母亲回家乡。族长见他进步快，就用公积金资助他到厦门爱国侨领陈嘉庚办的农林专科学校读书。因为与进步同学赖羽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行动，在上街贴标语宣传时被当地恶势力拘捕。他的母亲到厦门哭哭闹闹，把他拉扯回家。他生了一年重病，病未痊愈时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曾经投过漫画稿的“上海大众文艺”社。在许幸之和沈西苓暗中帮助下，1929年他到了上海，跟着一位进步青年叶坚在画刊工作，继续宣传“武装夺取政权”等。后来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开了广告社，与司徒慧敏和朱光共同努力，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毁了广告社。他死里逃生到“天一”影片公司，找到苏怡和沈西苓，然后进“天一”做美工师。第二部影片《白金龙》拍摄时除了专职美工外，老板要他兼任导演，从此一举成名，正式跻身电影导演队伍。电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1934年至1941年，汤晓丹到香港拍粤语故事片电影，舆论封汤晓丹为金牌导演。他制作的影片不但商业电影票房收益高，抗日题材电影也名利双收。香港沦陷后，他到了桂林，然后又辗转到了重庆，正赶上“中制”导演一网打尽日本间谍的《警魂歌》。

     当时老汤三十六岁，又是从香港回重庆参加抗战的金牌导演，当然有他独有的人品和风度。而我只不过一个刚出校门口的“小四川”，年龄只有十八岁。相比之下，做人做事都有悬殊差异。我根本不清楚电影导演职务和社会影响。只晓得当时编导委员会除了老汤外，还有其他人经常到我们技术课找我要笔墨纸砚和记事本。要东西时满脸笑容，事后碰面给我的印象就有点陌生味，唯独老汤与他们不同，非常尊敬我。比如他想去看电影或者话剧，总会很诚恳地问：“晚上有空到电影院‘抗建堂’吗？”我点点头，他才说出发的时间，大大方方同进同出，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有比别人不同的交往。比如前面提到的看完《翠堤春晓》影片后，他还教我学哼英文“oneday……”原文唱词。他说，这样既学会了歌唱，又复习了英文，一举双得，是自学的好方法。一定要持之以恒，做笔记加深理解和记忆。我从他的教诲中也尝到自学收获的甜头。以后的日子过得更有意义。他与别人不同的是，我们在一起谈谈说说，几乎都是有价值的新鲜话题，从来没有庸俗的词汇。他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只是偶尔望着我说：“你的头发真好，乌黑油亮，我很喜欢看你的长辫子。”老汤比别的男士都讲礼貌，在我面前，他从不乱说一个不该说的词，或者不该有的动作，所以我和他在一起走出走进，很有安全感。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随便开过玩笑，有一种君子风度。当时我们技术课除了我以外，来来往往的都是男士，有些人出口就带些庸俗味，像我这样年轻的女职员讨厌听，甚至惧怕听。每当这时，我总是赶快回到宿舍。我不喜欢呆在宿舍的原因是我的床靠最里面的墙，白天少日光，晚上缺灯光，屋里不能看书。单坐在桌前有些闷，老实说还是学生味十足。司徒慧敏、史东山等人们都喜欢的几位大导演常常会翻翻我写字台上的书，建议我看书最好要写笔记心得，加深理解。老汤与其他几位大导演不同的是，他总鼓励我把学校读的英文每天抓紧朗读，他说能直接读原著比读翻译书有意义。我们经常在一起讲的是做人做学问、学习方法等等。正好碰到我也爱吸收新鲜知识，相处格外和谐。他还教我跳交谊舞，总是关照我要注意姿势。在跳舞时他比别的男士都彬彬有礼，让我学到社交场合的文雅和礼貌。我想这是他在香港国际城市呆了近十年的君子风度。他越有礼貌，我就越信任他。他约我看电影或者看话剧，我都答应同去。因为我们是不买票进场的，有空位子就坐下来，有人来了我们就让持票的人对号入座。不过，很少碰到有人来要我们让座位的时候。每次都是乘兴而往，满意而归。

大家围住钱千里

     钱千里是“中制”演员。本来演员是不常到我们技术课来的。唯独钱千里不来时，我们课里总有人把他左推右护拦到课里来。他也特别高兴，总是嘻嘻哈哈有求必应。

     原来，我们“中制”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是“中电”演员顾而已开的。它的前身是一家饺子店，经营不良赔本关门。顾而已把它盘了过来，开成“小三元”饭馆。麻辣川菜、广东烧烤……样样都有。杂家口味成了“特色菜馆”。钱千里与顾而已、赵丹都是南通人，大家暗中称他们“南通帮”。新开饭馆由顾而已一人投资。开办费花钱不多，都是钱千里在“中制”厂找专门人才张罗的。比如装潢，就是当时“中制”剧团的舞台设计姚宗汉负责，他叫了木、漆、泥工……三三两两，白天黑夜轮流敲敲钉钉、涂涂抹抹，就变成吸引过往路人食欲的美食店。菜单也是“中制”和“中电”两个单位的厨工精心选定的。反正好看好吃，价廉物美。从开张到正式营业，生意火爆。尤其钱千里当饭店总管，每道菜有定价，收钱时暗箱操作有多有少，甚至欠账缓付灵活经营。“中电”的名牌演员经常在蓝马的带领下，专程过江来吃饭，实际是打“牙祭”，美餐一顿。他们到了不是直接进饭馆而是先在饭馆外面排队，让过路人都跟着进饭馆占位子。四川女学生，看见电影明星，特别崇拜，不饿也挤进饭馆。吃完后，蓝马带的人都白吃离开，付钱的只有被吸引用餐的路人。我们技术课的青年们围着钱千里追问的也是“蓝马他们欠的钱怎么还”？钱千里总是苦笑摇头，被追问急了他才说：“那是些有记录的烂账，由马儿（蓝马的爱称）自己付给顾老板。我交完账单就不过问了。”稍后钱千里补充说：“依我的看法，马儿可以赖账不给，你们可能不行。”

     大家愣住了，钱千里只好开导表示：“你们可从‘中制’找像舒绣文这样的人请客，你们满足了美食，我也不为难。”最后大家一声叹息。没有人敢找舒绣文请客。钱千里说，顾而已是傻子开店，包赔不赚。顾而已到底傻在哪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著名剧作家宋之的是“小三元”的常客。经常请些各界朋友到“小三元”边吃边聊，甚至从上午聊到深夜，吃不停，聊不停，结果都是记账。宋之的就是在“小三元”吃、聊过程中完成了《雾重庆》的创作构思。有时宋之的一直写到深夜，“小三元”还要为他送上一碗四川担担面充饥。宋之的应付款最初还有明细记账，只见账面收入可喜，实际分文不见。钱千里是账房主管，他风趣地回述着：“……以后根本不记账了，实在记了也没有用，更劳命伤财……”

     二、红小生陈天国，经常自带白酒到“小三元”借酒消愁。下酒菜均由天国随意点食，酒喝得多，下酒菜要得更多，小菜当主食，醉醺醺，跌跌撞撞离开。清醒时根本不记得有欠账的事。钱千里也只能一笔勾销。

     三、不管是“中制”或者“中电”的电影友人手头拮据或者需要应酬时都到“小三元”，鸡鸭鱼肉一个不少，满满大桌吃得酒醉饭饱离开时，礼貌地说一声：“千里请先记在我的账上。”结果大群人兴奋附和：“对，记在我们的账上……”甚至会哈哈大笑说：“千里请放心，我们不会赖账。”

　　钱千里只有苦笑摇头回应：“我放心，我一定会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