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氏人家 （一）

残酷的考验

 

     2012年1月21日是农历春节前的小年夜。大家都亲切爱称的“汤爷爷”已经住上海华东医院五年零八个月，累计2123天了。虽然当天气候突变，阴森森的北风呼吼中还下着雨和雪，很冷很冷。我仍然清晨五点、中午11点、傍晚4点三次去他的病床前。我轻轻地为他浮肿的双手按摩，望着他注射过镇静剂的平和面容，我相信他会慢慢化险为夷。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病危抢救过四次，结果都奇迹般地好转。我想这一次也一定和前四次一样平安。值班医生和护士长来催我：天雨路滑，太晚了走不安全。看看“汤爷爷”的监控器，各种指标都属正常，我真的起身走了。不一会我的大儿子沐黎也去父亲病床边坐了个把钟头，值班医生也认为“汤爷爷”病情稳定，催他离开。沐黎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家。

     仅十来天，我都是穿着衣服半坐半卧在床上，以便医院一来电话我就能外出。快晚上九点了，值班护士在电话里说“如果马上能到医院最好”。我奔去时，俞卓伟院长、主治医生、护士都围在“汤爷爷”床边。俞院长说：“强心针对‘汤爷爷’的心脏都跳动不起来……”

     我忍不住抱着“汤爷爷”的头，轻轻地贴在他耳边说：“我们六十六年婚姻生活全靠你的宽容、厚爱，让我有个幸福的家，特别是你给了我两个像你一样人品艺德的好儿子……”

     我发现他平静的脸上，眼角边漫出了泪水。我惊叫“俞院长，‘汤爷爷’听到我的话了”。旁边有人递上餐巾纸，我为他擦干了泪水。第二滴泪水再也没有出来……

     想到“汤爷爷”曾经叮嘱我“如果不行时，一定要坚强些……”时，我只能忍住心疼辛酸，提出让我把他“接回家住几天”。医院当然不答应。我想在医院陪他过夜，俞院长只让我推他到电梯口。大儿子的手机关了通知不到他；小儿子在欧洲，一月份有八台歌剧音乐会。我记住“汤爷爷”说的“任何时候都要帮助他，让他每场音乐会都成功”。当然我作主也不通知他。春节七天长假完了，我才和大儿子、长孙三人送“汤爷爷”去了火化场。只等了两个钟头，我们就把他接回家了。现在他就“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有朋友来了他陪着；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我们亲热并坐；我把他的照片放在卧室书架上，我睡着时他亲切地望着我；我醒来时第一眼就看着他。天天如此，生活甜美自乐……

     记得1945年，他第一次带我在重庆市“唯一”电影院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拍摄的故事影片《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后，他不但教我《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主题歌旋律学哼唱，还把歌词英文全打出来，让我学、读。其实没有几个生字。我很快也能背它。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Sweet songs of spring were sung,

and music was never so g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we cried then,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Sweet songs of spring were sung,

and music was never so g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we cried then,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这首歌的中文大意是：

当我们还年轻，

在美妙的五月早晨， 

你曾说你爱我，

当我们还年轻。

 

       唱起了春之歌，

那音乐是多么动人，

你曾说你爱我， 

当我们还年轻。

你对我多钟情，

啊，我们心心相印，

我们欢笑， 

我们喊叫，

但离别时候来到。

 

       唱起了春之歌， 

那音乐是多么动人，

你曾说你爱我， 

当我们还年轻。

你对我多钟情，

啊，我们心心相印，

我们欢笑，

我们喊叫， 

但离别时候来到。 

在五月的早晨， 

唱起了春天之歌。 

别忘了，你爱我，

当我们年轻时刻。

 

我之所以这么重视老汤带我看《翠堤春晓》影片，因为它是我幸福今生的良好开端。我不仅仅是看了第一场外国影片，我还懂得了通过看电影，学英语、学音乐、学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从看电影、学电影，走上了一辈子从影的大道，这条路虽然走得很辛苦，很劳累，很辛酸，但是很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我们算得上堂堂正正电影队伍中有血有肉、有鲜活灵魂的电影人。老汤是我生活中能相依相靠的好丈夫，更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以身教的榜样力量，宽容、厚爱我，是循循善诱、耐心培育我进步的恩师、导师。纪念生活细节也就是珍重生活烙印，珍重历史发展和文化品味。

     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机会进“中国电影制片厂”，没有认识汤晓丹，我的这一生，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处境。

     我与老汤长达六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但是他太忙，年轻时长年累月不在家；年纪大了更是生病住院的日子多，在家康复的时间少，在我的心里，总感到我们居家缺情少爱。所以，我决定亲自送他进火化炉，亲自把他抱回家。好心的友人们劝我不要接受这个残酷的考验，但我铁了心要这样做。我觉得亲自送他进独用火化炉，为了日后没有丝毫质疑，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盯牢看准，我所宝藏的是自己心爱的丈夫。

     2012年1月30日下午，我护送的灵车到了火化场。办妥一切手续，完成了进炉前的礼仪与祝福。我看见专炉门开，在灵柩进入、炉门关上的瞬间，我的心仿佛受尖刀猛刺、乱戳……难道真的阴阳两分开了么？不，不，不，虽然“汤爷爷”暂时没有知觉，但是我有，我十分敏锐地有知觉，他的心早已留在我的心窝里，合而为一，我能带他起动智感神经。他没有进火化炉，他正在我的心里活蹦乱跳呢……

     一个半钟头过去，专职师傅通知“准备进去看看”，我第一个迈到火化炉门前。托盘出来，只有白色的骨骼架子宁静地舒展仰卧着。我突然明白，只有骨骼的力量能顶住烈火高温，纯洁不变色。“汤爷爷”的伟大人格力量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眼前，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边门轻轻开启，托盘自动横移进冷却室。半个钟头后，家属可以用特制的竹筷和竹篓轻轻将白骨挟放在盛器内。专职师傅边将洁净的白骨放在大红布袋内……最后连手指骨、脚趾骨全都用手拣起，还有两只起搏器也装进大红布袋里。先是我抱着热乎乎的袋子，然后孙子接了过去。车子直开回家。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整块华安玉雕的灵盒打开，将布袋装入，正好整整一大盒。

     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栏目组的编导赵一工将全过程摄入镜头后，已是深夜十二点敲过。他们过几个小时就要启程回北京。我陪着骨灰盒里的亲人整夜没有合眼。眨眼半年过去了，我每天陪着他；他也日夜关注着我。二人世界，悄悄话，大声说任我们高兴。喜怒哀乐随意倾诉，面对面，心贴心。我夜夜想在梦中相见但不曾有过，我想，总会有一天，他像聊斋故事中说的活灵活现相偎在我身边。那个才浪漫啦……

幻想也带来时光倒流，青春气息再现…… 

我17岁进电影厂

     1944年的重庆，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社会秩序因物价上涨人心惶惶而显得十分混乱。那时流行“毕业就是失业”的说法。对川籍学生更凄惨。幸好这个时候同学吴大秀让我住在重庆她家等工作机会。她的正房在地面一层，楼下是堆放杂物和保姆住的大屋子。她像对待保姆一样也用大门板为我铺了张小床。她还担心我不高兴，连说条件不好请原谅。我则十分满意。因为我家人多挤惯了，再说保姆清晨起床后就上楼忙家务，楼下只有我一个人十分清静，读书写字让我感到方便自由。最重要的就是我必在那间大杂屋里耐心等待工作机会。

     我上街买了二十份履历卡片，工工整整填好，碰到人就送上一张求帮助。凑巧有张求职卡片转来转去居然传到当时在纯阳洞小山坡上“中国电影制片厂”（以后简称“中制”）技术课长官质斌先生手上。他是四川威远人,1932年就毕业于上海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是有名的录音专家。当时他正在翻译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录音专著。勾来划去让人很难看清楚，正想找一个字写得好一点的人在课里管杂务，也帮助他誊写清楚译稿。见了我填的履历卡后就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问“卡片上的字是哪个帮你写的？”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他显得有点吃惊和怀疑，问我：“你现在能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吗？”我傻里傻气反问：“是写大字还是写小字？”最后我写了一段读过的警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官先生笑了，关照我说：“你先回家等通知，厂长要是批准了，我通知你来办手续上班。”于是我在官质斌先生的提携下进了电影厂。虽然中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但是电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我有了自己的建树，为此特别怀念和感恩官先生。其实，我们相处的实际时间不到一年。日本投降后，他就随金山、张瑞芳夫妇离开重庆远走长春，接管当地的电影机构。新中国成立时，他又从长春调到北京任新影厂副厂长。他生于1904年，病逝于1978年，不到八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我们1945年分开，一直没有机会再见过面。新上影成立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回信说：“全家住在北京，逢年过节热热闹闹，希望我到北京时能去他家看看。”以后大家都忙碌起来，运动一个接一个，连写信的时间都挤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有机会去北京见到她的大女儿。这是后话。官先生寡言少语，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基本各忙各的没有人声。偶尔他会停下走几步然后顺口把一些关于“中制”厂的往事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地说给我听。我新鲜好奇认真听，认真记在心里。他不止一次夸赞“中制”第一任厂长郑用之，是我们四川人中的能人、实干家，他胸怀大志，从一个放映小队长争取当上放映股长。在武汉时就打预算、添器材、找房子，扩大成电影厂。除团结在武汉的编、导、演拍《抗战特集》外，还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宣传抗日。与此同时，郑用之还多方奔走申请资金到重庆建厂，继续团结一大批爱国者又摄制了抗日题材影片《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气壮山河》等影片。官先生说，他就是郑用之厂长亲自点名让他先到重庆建厂的人员之一。以上提到的那些抗战影片，也都有官先生的参与制作和智慧贡献。不过，第二任厂长吴树勋，是名字取得不好，在职期间真的无所成就，吴树勋变成名副其实的“无建树”。官先生特别关照我说，现在的蔡劲军厂长曾经当过上海市警察局长，他的警察专制作风治厂惹怒了许多著名人士，大家要找机会把他赶跑。凡是有人来办公室议论蔡厂长的是是非非时，“你千万转开，不要听，更不要插嘴，因为厂长拿抱成一团的专家学者没有办法，找借口杀一儆百开除你很容易。现在找工作难，你这次能进厂，我还暗中找了谭维煦秘书长和卢怡浩帮助说话，否则你进不了厂。”

     官先生知道我在重庆没有家，他主动找管理课长在唯一的一间女宿舍内让我加张床住下。那间四四方方的平房里，四面墙各安放了一张单人木床，盖的垫的也是厂里借给我的。四张床是来自上海的苏小姐，来自湖南的李小姐和来自浙江的吴小姐三人住。其余一张空床堆着三位小姐的东西。管理课要她们各自搬开时，只有吴小姐把东西塞在我的床底下。四川老鼠多，晚上就在我床下叽叽喳喳穿来穿去，咬呀啃呀，响声不断。我无法睡觉，请她把床底下的东西搬开时，她用非常蛮横的口气回答：“想舒服，你让管理课给你开个单间。”我很生气，顺口表示：“你这么狠，应该留在自己的家乡与日本鬼子斗，根本不该逃到我们重庆来。”自那以后，我们几乎没有再直接讲过一句话。新上影成立后，她带着三个女儿跟着丈夫要去朝鲜前，每人出三十元请她们全家五口，我想最后一次碰头就答应参加。苏小姐原是上海学生，抗战爆发，她跟着老师到了重庆，是“中制”厂图书室管理员。她工作努力，每天把图书馆当作自己的家，忙着接待看书借书的人。日本投降后，她跟着同到重庆的一群人最早离开。上海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初期就被捕入狱。十几年后不但出狱还平了反，结论是进步学生。她的一生最受委屈，但是她没有怨言，用当时的话说是“能够正确对待”。李小姐与上影演员结了婚，有了三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靠退休金过日子。我和当年在重庆的朋友张秀芳多次想去看看她，都遭拒绝。人老了，长期把自己封闭在病床上，可能有些想法和做法，与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有差距。为了尊重她，我们只好暗中思念。相比之下，我算四人中最幸运的。因为我有一个让世人瞩目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