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姓是中华民族中最为古老的氏族之一，始源于天皇盘古氏汤江，距今已有近万年历史，自汤江在天山汤谷创立“中央之国”，鼎定西北，偒人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呈现于历史舞台上。古代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实是汤江建国的悲壮史诗，经汤氏世代传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开篇之作。 偒人在地皇伏曦氏汤昊之时，创立了“日月文化”，而后形成“巫教”，开启了中国宗教文化之端，其对后世的佛教、道教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巫教的始源地“灵山”，亦被佛、道两家共称为圣地。日月文化则随着偒人十日部族的迁徙步伐，远播海内外，成为日本大和民族及欧洲日耳曼民族、大洋洲汤加民族、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共同崇拜。因而无论在地球何处，均可寻觅到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神话传说。 偒人在人皇女娲氏汤娥时代，创立了以仁、义、礼、德、信为宗旨的“五彩文化”，而后被儒家承传，并被封建王朝视为法典，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五彩文化开创了中华民族礼仪文明的先河，因而世人皆谓中国为“礼仪之邦”。 偒人是火文明的始创者，其部发明了“阳燧“，用以偷盗天火，为人类点燃了文明的火光。偒人在炎黄时期，发明了耕种、烹饪、冶炼、造船、建筑、医药、纺织、养殖、杂交、文字、殡葬等科技知识，将人类由原始社会带入科技文明的社会，掀开了历史新纪元。 偒人在夏代驯化牛、马驾车，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偒人部族可以周流天下，货殖千里，因而其部富甲天下，被世人誉为“殷商民族”。偒人以商贸致富，为其部族取夏王朝而代之积蓄了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因而汤武王革夏，才能一举成功。 偒人因迷信巫术，相信天命论，并奢侈成风，埋下了亡国的火种。周武王革商，殷纣王败死，偒人自此分崩离散，或亡海于孤岛，或藏匿于湖荡，或流浪于天涯，或被俘为奴，至此偒人方知亡国之耻，但已无力重聚，恢复国家。 偒人以汤为姓可以上溯到天皇盘古氏汤江时代，但因历史上汤姓多次避祸、避讳、避忌而被迫改变姓氏及族属，所以在汉族、蒙古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畲族、白族、水族、傣族、高山族、回族、壮族、藏族、羌族、布依族、黎族中均有汤姓。而因汤为姓，可以分衍氏，所以由汤姓分衍出来的氏族多达数千个，因而汤姓今日之总人口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一；又曰百分之零点一九，位居中国人口第90位中等氏族。 汤姓历史悠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巨大，然而却未有一部氏族史，为补历史之缺环，历经数年，遍览古籍史典，搜奇译古，终完成这部《汤姓源流》，然因史料缺乏，书价昂贵，虽有补天之心，但却无此力，故使此书不能尽善尽美。2000年5月《汤姓源流》出版后，收到全国各地汤氏来信、来电数百个，大家都十分关心各地汤氏的起源问题，为此我开始分编《汤姓源流》各省分卷，并于2002年6月率先出版了《汤姓源流·河南卷》因江西是我的祖籍，所以《汤姓源流·江西卷》成为我研究的重点。 1955年10月8日我出生在北京，家乡时称江西省临川县李渡镇柴埠口下汤村；爸爸说：“民国23年（1934年）他离开家乡时称江西省抚州府临川县49都长乐乡柴埠下保”；1969年3月改称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柴埠口下汤村，但我的户口本上，籍贯始终填写的是“江西临川”它已成为烙印，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但北京的汤姓很少见，我上小学时，全校就我们兄弟俩姓汤；上太平路中学时全校只有我和高年级的一位叫汤玲的女学生同姓；上北京132中学时全校也只有我和汤雪竹女同学同姓；在中科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经济法培训班学习时全班也只有我和汤沐两位同学同宗；在中科院职工大学经济管理班学习时全班仍只有我们哥俩姓汤。当时我就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宗族人口如此少呢？1961年我家从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搬到复兴路22号（今为32号）院南灰楼，22号院是北京最大的机关宿舍之一，当时全院有500余户居民，但全院只有四户汤姓，可巧的是我家和北京市消防局干校汤洪政委家、六建公司汤克权高级工程师家、汤秀英阿姨家却都住在南灰楼，因此在全院汤姓是个小姓，但在我们楼40户居民中，汤姓是首户，占全楼十分之一。由于院里汤姓人口少，我们几户亲如一家，倒也不感到寂寞。 自文革初期，江西老家的亲戚和我们就失去了一切联系，只是妈妈每个月发工资时依然按时给祖父茗孙公寄去生活费。1972年祖父病逝后，我们与家乡的最后一线联系也就中断了。但对家乡我并不生疏，因为每到年节，都会有京津两地的老表来家拜年；而我家又是在京老表的聚会场所，南来北往的老表都要到我家来做客，最多一天来了9位工程兵的老表留住我家。五六十年代，在京的临川人并不多，当时我知道的只有全国劳动模范张祺寿（原赣县县长张明初之父）、煤炭部高级工程师陈烈、北京一建公司八级木工技师万昌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黄振华、装甲兵司令部军训科科长张璜玉、装甲兵司令部装备处处长熊世法、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局科长李鑫等几家，大家经常在我家聚会一处，遥想当年，回忆往事，畅叙乡谊，所以我从小生活在临川文化氛围之中，耳濡目染皆临川乡俗礼仪。 我家邻居孙得胜科长是位陕北老红军，他女儿昭昭是我姐姐锦玲的好友，她中学毕业后分在江西省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昭昭知道我家是江西人，所以总将江西办事处的客人带到我家来玩，因此我结识了国家田径队跳远健将余宝安、江西省乒乓球队教练万文华、江西军区首长的女儿朱丹尼等许多江西老表，还在她家见过方志敏的夫人。文革期间，江西省驻京办事处取消，昭昭被调到江西干校，但她不愿离开北京，费了好大力气调回北京改了行。我在太平路中学读书时，同学大多是总后勤部、总后勤营房部、工程兵司令部、工程兵设计院、装甲兵司令部、解放军301总医院、解放军307医院的军干子弟，其中有很多是江西老表子弟，但那时只讲同学之谊，还不懂得交流乡情。 1978年，我在农村插队的生涯结束，被分配到北京市政局三公司当了一名壮工，每月可以领到40元工资。我想人要知恩回报，所以我要先报答大姑妈对我的三年养育之恩，于是节衣缩食攒了50元钱给在黎川县二表姐邱福莲家养老的大姑妈寄去；1948年，我五叔汤启坤与杯南昌一中开除的学生黄振华同船来北京找工作，因五叔身上带了个记帐本，所以被国民党特务怀疑是密码将其逮捕，后经保释释放。但因爸爸几个兄弟都在外边工作，家中无人照顾年事已高的祖父，所以二伯父汤启瑞就劝五叔回家照顾祖父、继承财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八姊妹中，只有五叔一人留在李家渡乡下，生活极其很苦。于是，我又攒了50元给五叔寄去，还接他老人家来北京玩了一趟，于是就和家乡恢复了联系。1984年我在机械部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任出版发行组组长，江西有我校工程师学员4000余人，江西省还有我校一所分校。一天，一位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学员来办公室找我，说他没有收到教材。当时，我校有12万工程师学员进修，由于纸张紧缺；所以我校有严格的规定，教材对号印刷，除保存资料用的教材，没有多余的教材。因此，各分校想获得教材的人领导想尽各种办法和关系来找我要教材，但都被我婉言拒绝了。但这位学员是我的老表，又是老区来的学员，我再也无法坚持原则，于是专为此事去请示校务委员会主任杨天鹏教授。杨老师听了我的汇报后，深情地说：“老区人民不容易啊，你就给他补办一套吧，今后只要是老区来的学员都按此办理，也算我们对老区人民的一份贡献。”这是我第一次为家乡人民做事，也是第一次将乡情放在心上。1985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家乡这块火热的土地，在李渡镇张家窠、猪嘴桥祭扫了先人的陵墓，认祖归宗，并将堂妹锦英接到北京抚养；我父亲又出资供堂弟锦平上了大学，从而和家乡宗亲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1987年，我创办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民间文化艺术分会，江西省政府办公厅杨晓春副主任、江西进贤县政协罗元秀主席及黎苏秘书长、梅辕秘书长等为支持我的工作，纷纷参加了我们学会；江西鹰潭市、婺源县也有一些干部参加我们学会，因此我和江西的联系多了起来。1991年5月，临川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富国饭店组织召开了“振兴临川经济恳谈会”，我表哥邱玉祥的同学、北京古建园林设计院副总工邓中和先生前来邀请我去参加，因而和家乡政府取得了联系。会后，我和刘月明副县长一同考察了北京临川会馆、抚州会馆，并为临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和《临川报》撰写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临川在外工作的名人历史，弥补了县文史的缺环。在这次会上，我见到老朋友、江西省驻京办事处赵小夏处长。1983年，我经北京市信访处处长高秋阿姨介绍，结识了全国最高法院组织部部长杨树森叔叔，据杨叔叔介绍他解放初期在上饶地区任专员，对江西很有感情，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在他家做客时我见到了他的儿媳赵小夏。一晃十年过去了，小夏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热情，多次邀请我参加江西省驻北京办事处组织的活动，我也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梅向明、北京市文联副主席林少迈、全国政协秘书局察世喜处长、台商郭雅陶等参加省办活动；还结识了江西省驻北京办事处汤光梅处长，她是南丰人，我的本家和我母亲安徽芜湖的老乡马晓波主任。 1995年春，离乡45年之久的父亲回乡扫墓，受到刘月明副县长等的热情接待；1995年5月江西省驻京办事处、江西抚州行署文化局、江西临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西进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出版了纪念我祖父汤茗孙先生的纪念文集《玉茗流徽》，中国农工民主党常务副主席方荣欣先生为此书题写了“安平致学、桃李天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李赣骝先生为此书题写了“致力教育、报效祖国”，这对我们子孙教育很大，使我们更加热爱家乡，想为家乡做些贡献。 1995年4月12日，江西抚州地委、行署在北京新华总社组织召开了“首届振兴抚州地区经济恳谈会”，临川县政府推荐我参加了这次11个县市在京老表参加的盛会，会后周琪副专员安排抚州行署文化局刘辉祥局长、陈黎明副局长前来拜会，讨论成立一个抚州专区的文化协会问题，因临川之名盛于抚州，故而取名叫“临川大文化协会”，由抚州行署临川文化领导小组、抚州行署文化局、抚州行署民政局批准成立，交由我负责筹建管理，这是家乡党政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会先后对临川教育、临川音系、临川笔文化、抚州商帮、抚州客家文化、抚州名人文化、抚州旅游文化、乐安流坑古建文化等进行了调研，我发表了50余篇相关的学术报道，为家乡文化呐喊。 1997年4月，我应刘辉祥局长之邀，首次回到抚州，先后参观考察了临川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临川一中、乐安县流坑，并首次探望了在临川县一中校内居住的二姑汤桃香、姑父蔡学祥老师和崇仁县粮食局工作的六叔汤启中夫妇，并再次回李渡镇为祖父扫墓。经李渡镇政府万寿宫组委会的安排，我参观了万寿宫。进贤县政协秘书长梅辕先生问知我回乡，立即开车赶来接我去县城，陪同我参观了县委机关、抚河公园、舒芬街，并得到了县委陈副书记的热情接待。而后，我到南昌市拜会原江西省政府办公厅杨晓春副主任，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回京后，我大力为江西乐安流坑村进行宣传，并陪同刘辉祥局长、银光灿县委副书记登门拜访了我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教授，流坑村被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是尽了巨大贡献的。为此，乐安县委银光灿副书记当时表态聘请我和罗哲文教授为流坑村文保小组顾问。 2002年3月，在抚州市周琪副市长、孙云光局长的邀请下，我第二次回到抚州，先后考察了福州会馆、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还特意去上顿渡温泉榆树汤家，请出了《文昌里汤氏家谱》进行了一番研究，并顺路回李家渡给祖父扫墓。而后，我驱车赶到景德镇，在江西省政府驻京办科教处赵小夏处长、省政府科技厅办公室黄良玉副主任、景德镇市科委办公室莫丽华副主任、婺源县科委程志成副主任的安排下参观考察了婺源县江湾镇；在中共景德镇珠山区委宣传部计荣杰副部长安排下参观了景德镇“古窑纪念馆”。临行途径九江，参观了浔阳楼和长江大桥。回京后，我介绍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派导演前往江西婺源拍摄了《婺源江湾专题片》，并在2003年春节特别节目《百家姓》中播出，达到了介绍宣传家乡的目的。 2002年5月，在河南睢县汤姓研究会的经济支持下，我出版了《汤姓源流·河南卷》，在河南家族中引起高度重视。当周琪副市长、孙文光局长知道《汤姓源流·江西卷》已经脱稿，立即指示汤显祖纪念馆帮我解决了出版经费。汤显祖纪念馆陈伟民馆长还特意打电话来说：“感谢你为家乡文化研究作出的贡献，这部史书对研究江西汤氏家族文化很有参考价值。”家乡政府和人民对我的关心，使我深感到乡土的亲情，感到家乡的厚爱，在此代表汤氏宗亲对家乡党政领导和家乡父老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同时对国家图书馆分馆馆员潘世华，临时图书馆员由恒欣、沈慧娟，对《汤姓源流·江西卷》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通过《汤姓源流·江西卷》的出版，希望更多的汤氏子孙能关心我们家族的历史，提供所能找到的各种有关家族的资料，使《汤姓源流》更加充实、更加完美。我个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抛砖引玉，恭待史家补缺。 编著者：汤锦程 2003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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