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在看此书稿时曾在日记中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
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据吴宓伯父原夫人陈心一伯母说:“当时朋友们给锡予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陈心一伯母九十九岁,住吴学昭处。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是“圣之和”者,而非“圣之时”、“圣之任”者也。 我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或者带我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节选自汤一介《回忆我的父亲汤用彤》,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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