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赶出了两套《汤用彤全集》的样书，汤一介很欣慰，他说：“我想再多活两天，一直等到父亲的纪念馆典礼及研讨会结束。这两天一定要把我看护好。”他嘱托弟子赵建永将新编的“全集”送往湖北黄梅，汤用彤纪念馆将在那里举行开馆仪式。 汤一介再没有气力前往自己的祖籍了。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现身”，是2014年8月23日在“三智论坛”上用视频寄语——先说明“由于我的身体的原因，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简短的讲话中，两次表示：“我下次有机会再讲”。 去年9月9日晚，赵建永一行把《汤用彤全集》送到纪念馆，出来不久，接到医院护理人员来电告知，汤一介病逝。这一年，也是汤用彤逝世50周年，汤用彤被公认为“国学大师”，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其祖父汤霖是晚清小官，办过新式学堂。 汤一介去世后，弟子和家人在他的墓前树起“汤公三代论学碑”。排列在最前面的，是汤霖所写“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正是这一饱含儒家思想的家训，如一根若隐若现的文脉，跨越百年沧桑，串联起汤氏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尘封十二年的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中，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百年时代跌宕中的思路历程，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缩影。 汤霖 吟诵《哀江南》的家族传统 “汤氏家训”写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汤霖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送来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以示庆贺，他后来题写了一篇“自序”。汤霖说，“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并强调，“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以静应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这一年，正是武昌城枪响，辛亥革命爆发，革命之势风起云涌。次年，民国建立，清朝垮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达到高潮。写“自序”时，汤霖尚在北京，想着回乡终老。 汤一介几乎没有听父亲跟他谈起过祖父汤霖。1957年“反右”，汤一介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有一天在香山，问到祖父的情况。汤用彤只是说，汤霖做过几任县官，为官清廉，晚年开办新式学堂，“平日爱用湖北乡音朗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前者写尽丧国之痛，后者描述的是南明亡国后南京惨状。 “我想，祖父为什么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是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而此对读书人说‘行身立己’实是最为重要之问题。”在新近出版的遗作《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如是写道。 事实上，抗战前后，汤一介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汤用彤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小时候睡午觉，汤用彤总是轻轻拍打着女儿，吟诵它。在汤一介看来，“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于其灵魂之中”。汤一介同样喜爱诵读，甚至连已加入美国籍的儿子汤双也会吟诵，孙子汤柏“也能哼几句”，只不过，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 在汤霖写“家训”的同年，汤用彤进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此前就已入读当时新式的顺天学堂。这都是汤霖的主张，他“教书授徒”时，也“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关注当时思想潮流——这使得汤用彤不仅有国学基础，还能掌握西方文化。在历史学者袁伟时看来，汤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之所以有这些行动，与晚清社会尝试变革的整体环境有关。 汤霖如此，其妻同样开明。另一次谈话时，汤用彤对汤一介说：“我上清华，当时坐不起车，只能步行，来回几十里，每月总得回城里看望你的祖母几次，否则她会骂我‘不孝’。但她思想很开通，我考上了留美预备班，要到美国去四五年，她不但没有阻拦，反而说不要恋家，学成再回来。”
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为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等。 汤用彤 “自由精神”的承继 1922年初，已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汤用彤接受吴宓的邀请，到东南大学任教。回国后不久，汤用彤发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痛批当时的不良学风。他认为其时某些学者有共同的缺点：“浅”——只看表面现象，浅尝辄止；“隘”——知识狭隘，以偏概全。书写这一段时，汤一介点评：“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今日学风不正的表现。” 1931年，汤用彤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一直在北大工作，任哲学系主任近二十年。汤用彤向来主张“融会中西”，据学者冯契回忆，“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系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有时，刚结束魏晋玄学的课程，他立即带领学生进入“英国经验主义”。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深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做法被认为突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利于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从大众层面来说，它有功于维持北大的“特殊之精神”，即从蔡元培开始倡导的“自由研究”、“兼容并包”的精神，形成了一种氛围。 汤用彤的传世之作，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等，都发表于来北大工作后，影响深远。“这么高的学术成就，本身就体现了一个公民在学术领域里面独立、自由的探索，假如他还是一个传统儒家，那他就解经、注经，在传统学问上打滚。”袁伟时说。 尤其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为了写作这部书，六七年时间“几乎每晚都一两点才睡”，让汤一介很是心疼。该书成为中国佛教史经典著作，胡适评价“此书极好”，贺麟则认为：“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期间，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 汤用彤自己也颇为自信。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呢！”然而，1949年后，汤用彤却对它展开“自我批评”，称“没有能够认识它（指佛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他不再任教，“有职无权”，有一段时间改任北大副校长，分管基建，这是他完全不懂的领域，仍然时常拄着拐杖去工地察看。 作为学者，汤一介承续了父亲“自由研究”的精神，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这种精神“是相对的”，“不能孤立地来谈论自由精神，它只是知识人的愿景，由社会、个人等各方面因素促成”。1951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一直耕耘于未名湖畔，只是，数十年来，他越发感觉到，“北大这一真精神被摧残殆尽矣”。北大教授钱理群也深有同感，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汤一介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一届蔡元培学术讲座”，邀请季羡林和汉学家舒衡哲主讲。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学术上应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因为有‘自由’才有创造力，才有科学上的创新，学术上的出新。” 2014年5月，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其中着力解释了“自由即创造力”的观点。正是这套文集，收入了“上世纪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时期写的全部批判性文章”，汤一介坦然以对，要“立此存照”。在其学生、学者金春峰看来，“自由即创造力”是他的全部精神、信念的凝聚，是他的书魂，是给自己的“最大的教育”。 汤一介 何处惹尘埃
汤用彤对时势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比如他的学生向达——在一份文件中，被定义为“硬骨头”——被划为“右派”，汤一介写道，“他本可推托生病不参加批判，但领导找他，也就答应了”。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1963年“五·一劳动节”，汤用彤登上天安门观赏焰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次年，汤用彤病逝。他断然不会想到，“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这或许也是汤一介当时“无法理解”的世界。1943年春，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同学余绳荪拿来一本《西行漫记》，“大家一起读”，越读越感兴趣，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余绳荪提议不如去延安看看，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等，另一位同学偷了副金镯子，卖了一部分，五六个人相约而行。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 商量该怎么办时，想起箱子里带着《西行漫记》。“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上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 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多年后，谈及这段“西去延安”的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然而，1957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文革”甫一开始，她又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文革”中，汤用彤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父亲送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得到六百元。救了燃眉之急，他还不时“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满脸的凄惶”。 与此同时，整个事态的发展，越发不可收拾。汤一介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文革”前后，汤家和冯友兰家是邻居。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每次被批斗时，汤一介往往也要“陪斗”。他最怕冯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来，没想到“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文革”后问起当时的想法，冯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人相对大笑。
直面历史，重燃思想火焰 与彼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汤一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1949年之前，他为追求真理，探讨人生意义，拥抱了哲学。1949年后，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此后，汤一介积极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1973年，刮起了一场所谓“反右倾回潮”风暴，他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深渊。 因为有躲过批判的“私心”，在“两校大批判组”，汤一介很卖力。另一部分人“批林批孔”，他和学者周一良等人，主要编材料，包括参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有时到各处去宣讲。江青曾让他们到林彪住所查看他的图书，要找一些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话，却发现其藏书竟有七万多册，使他们“吓一跳”。 在“批判组”，汤一介和其他人一样，都在“紧跟”、“迎合”。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第一个想法是，“我们不知应该跟谁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两年后，“渐渐地有了一些领悟”，到80年代初，“较为彻底觉悟了”。 这段历史，汤一介几乎不在人前提起。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他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张耀南说，“……面对问题，他不是怪罪环境，而是充满自责，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罪己’的传统，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背景下来理解。” 如何面对权力，是儒家的根本性困境。“觉悟”之后，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他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书院编选书籍，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办讲习班，是当时推动“文化热”的代表性力量。郭齐勇参加过第一期讲习班，梁漱溟、冯友兰等人来上课，他感觉“很兴奋”，“当时我们对自家文化的理解还是教条的、批判的，这期讲习班给我们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1983年，汤一介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旨在破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模式”。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纷纷面世。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主持这项全面收藏儒家经典的巨大工程，他形容自己“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去年1月，汤一介还结集出版了《瞩望新轴心时代》，从西方文化反观中国，学者杜维明评价他，“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全球化谱写了发人深省的乐章”。 正是在该书发布会上，他觉得自己“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被浪费了”，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因而接连强调要“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 当年9月，汤一介去世。紧跟祖父、父亲，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汇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对于“生死”，大概在二十岁时，汤一介就参悟过。在一首题为《死》的小诗中，他写道：“春天死了/来的不是夏日/母亲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本文参考了《我们三代人》、《汤一介散文集》、《乐黛云散文集》、《汤一介学记》、《汤一介传》、《燕南园往事》及《跨文化对话》第34辑汤一介纪念专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的乐黛云演讲速记等资料）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