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遗作"我们三代人"将上市 追述汤氏家风记录文化变迁

《我们三代人》为汤一介先生生前历时三年所撰，汤一介先生夫人、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表示，书里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态及交往。

全书分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及汤一介本人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展现了汤氏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书中，汤一介以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沉浮、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完整地呈现出来。书中首次用万字篇幅讲述了“梁效”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披露了他对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院教授干春松表示，汤先生在书里回忆了其父大量与胡适、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从而提供了认识百年学术史文化史的线索。乐黛云评价这本书不偏不倚地记载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作为在他身边共同生活了63年的伴侣，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少年时代，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年过七旬后，汤一介着手追述自家的家风，用三年时间陆续写成书稿，并将之定名为《我们三代人》。然而，书稿自2003年写成后，就沉睡在作者的抽屉中，迟迟未能面世，直至2014年9月汤一介去世。

　　在汤一介妻子乐黛云的支持下，《我们三代人》日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记录了汤氏一门三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守望，也是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汤氏家训：三代一以贯之

　　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乃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

　　祖父汤霖，晚清进士，1906年与友人合办新式学校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开启了汤氏三代教书办学的传统，也奠定了后代为人为学的精神准则。

　　汤一介出生前13年，汤霖就已过世。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祖父平日爱用湖北黄梅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而汤一介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大内战之时，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汤用彤在无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赋，说：‘也可以读一读。’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义，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义。”汤一介回忆，直到两年之后再读此赋，他才体会到其中的丧国之痛，“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现在，汤一介的儿子、孙子也都会吟诵《哀江南》，虽然在汤一介看来，晚辈们吟诵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已全无前三代人的心情，“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

　　汤霖留给后人的，还有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他在此图《自序》中写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16个字，成为汤氏家训。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汤一介写道，汤用彤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欢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也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做的布书包去上课。

　　虽然在书中并未提及，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眼中，汤一介本人无疑也是汤氏家训的践行者。“汤一介先生受过很完整的大学教育，但在青年时代刚好碰到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到了晚年，尽管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有很强的紧迫感，主持了很多大项目，我觉得他似乎都是在表达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思考。”对于汤一介去世前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陈静记忆犹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声音就是洪亮的，把自己抖擞起来，说不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说不出来了。讲完话之后，他已经没有力气，只能坐轮椅回家。汤先生的这种精神就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具体展现。”

　　内惭反思：坦然真诚

　　汤霖《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

　　读过《我们三代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对《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的另一句话印象深刻：“余又内惭，穷年矻矻，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愈中寿，宁足欣乎？”

　　“汤霖先生讲的‘内惭’，就是内心惭愧，学不能成名，宦不能立业，汤用彤先生就继承了这种反思意识。”赵白生发现，《我们三代人》中引用了汤用彤在20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中的一份思想检查，对他在学术研究上“钻冷门”作了自我批评：“在美国所研究的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我在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回国以后这种稀奇的‘商品’在学术界贩卖，真正可以希望成为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如果说汤用彤的思想检查有迫于压力的一面，那么汤一介在书中的自我反省，则完全出于自觉。汤一介的坦诚，令与他交往颇多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都感到“震撼”。

　　在《我与“梁效”》一文中，汤一介用一万多字回顾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的来龙去脉，对自己的责任毫不回避：“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汤一介说，1978年后，他渐渐地有了一些觉悟，一切应根据自己的“良知”，不再说违心的话，不管是谁说的，都得用自己的头脑来问一问：是否合理？是否有道理？

　　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老伴乐黛云，与汤一介共同生活了60多年。在她看来，“真诚”是《我们三代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乐黛云还说，这部书不仅是一些事件的真实记录，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态史、交往史。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