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清朝第一清官”汤斌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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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汤”巡抚“煮不出官味”

 

       汤斌先后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做官共12年，公正明断，勤政清廉。他说：“公则明，廉则威。”又说：“人心公则一，私则殊。”（《语录》）中怀坦荡，不计个人得失；处理政事，总是反复量法度理，力求公正恰当。他还以勤政著名，总是不舍昼夜，处理公务，做到案无留牍，日无积事。又说：君子心正则天下治，行以方正，任人唯贤，“取其能而不取其财”、“无所取于下，亦无所应于上。交际止常物四事，上官戏谓吾礼有班数，亦不怪也。”故能自总督以下相戒不受属吏一钱，譬如吴江令郭琇在汤斌的教导下，无奉不贪，洗心革面，终为国家栋梁。京朝官经过苏州的，也不敢有所搜索，政通人和，上下清廉。

       正己率属，垂范群僚。他每到一地，上任之初，都召集所属员役，谆谆告谕：我无求于彼，而你们也不准有求于下属。如一意孤行，定题参革拿。他还发文禁止下属到衙门参谒、拜访，更不准送礼请托。到各地视察，也都撤去仪仗，轻装简从。一再严申所属各地不准为他设下程小饭一类的招待。对过往的京官，他仅按礼迎送，从不动用公款宴请或馈赠。如需招待，则自己拿出费用。他和家人日用所需的米面菜蔬布帛，都是仆役在市场上按市价采办。官至三品，年俸千银，竟一贫如洗，孰能不为之感动！当时，为官的索贿行贿之风盛行，举世滔滔、众浊独清可谓难上加难。然文正公出污泥而不染，出任一地，造福一方，真可谓天下清官。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先生所著《清官册》，首推文正公为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天下清官第一”，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今南京）巡抚出缺，康熙亲自举荐汤斌，“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于是，仅做了三个多月内阁学士、已经五十八岁的汤斌又要赶赴江宁巡抚任了。巡抚乃一省之长，汤斌急急赴任，因为康熙随后亦出京南巡。皇帝南巡，有人建议拓宽驰道，汤斌坚辞：“如此则无数户口将安息？非圣主以勤民意也。”江苏有灾，汤斌奏报施赈减赋得准，奸臣明珠、余国柱之流竟向他索贿四十万，汤斌说“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坚拒不应，而且也不许在籍绅士与贪官妥协。以余国柱、明珠的地位，白开了一回口，四万都没到手，从此记恨在心，埋下祸根那是当然的了。遇到这样的外官（下官）是余国柱、明珠倒霉；遇到这样的京官（上官）是汤斌倒霉。

       江苏巡抚任上，是他一生从政生涯的顶峰。江苏号称天下富饶，但民风奢华，再加上前任巡抚余国柱疏于政事，上下吏治败坏，这里被称作难治之省。汤斌在任二年多，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易民陋习、广修学校。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宏扬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淫祠，以非凡的魄力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淫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其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

       在江宁，因为汤巡抚日食必有一味豆腐，因而他有一个看似戏谑、实为敬重的外号——“豆腐汤”，至今为当地名吃。据说他每日只买一点青菜、豆腐，鱼肉荤腥概不入衙署。亦有“三汤巡抚”之说，意谓汤斌做人如黄连汤自苦、为官如豆腐汤清楚、入世如人参汤大补。汤巡抚不仅自己苦，家人亦随其苦，其妻马夫人一转身竟有棉絮自袄边散落；查得食帐上记有买鸡一只问明是其子（已三十四岁）所为后，谓“那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成大事的”，即令其子跪诵《朱子家训》，后撵回老家睢州。在京城，人称汤尚书为“羊裘尚书”，因为冬天上朝时汤尚书总是外披一件羊皮袄。

       汤斌自有一颗体谅的热心，但也自有个别思邪弄巧的奸官滑吏。某县盛产莲子，于是有人具呈向汤斌建议报部列为贡品，这显然是假公济私的伎俩，汤斌也无就此邀好之心，批“不准”。“这是例规，地方有土特产要照例进贡的。”“例自人作。一报部即成定例，遇到欠收年份怎么办？”快六十岁了的汤巡抚，不只考虑任内，更考虑长远，如不是真有一颗爱民之心，何乐而不为？

       当时淮安、扬州、徐州再度大水，汤斌请发库银五万两买米赈济灾民。选定两名清廉能干的官员后，汤斌如此这般地对他们说，你们往湖北、江西买米，到后先打听好市价，然后讲价，能便宜买就便宜买，不能便宜买就按市价买，随买随运；同时大力宣传灾民生活之苦灾区米价之贵；买到一半时就不要再买了，等我们的消息。这一来，各省的米商让为有利可图，通过长江、淮河将一船一船的大米源源不断地运往扬州。米多了，价格自然降下来。最后降到一斗米只要一百个铜钱，于是由旱灾引起的饥荒很快得到了缓解。

       郭琇是吴江县知县，其行为传到汤巡抚耳朵里的有正反两种，一则才干卓越，一则苛敛贪墨。汤斌把郭琇叫到巡抚衙门一问究竟，郭认“贪”，“向来上官（前任巡抚余国柱等）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如不填他沟壑，卑职必丢，卑职无所谓，只是如此卑职便失去了为民谋事的机会了。今大人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回到县衙，郭知县亲率手下，水洗堂内堂外，以为自新，从此大改前辙。康熙二十四年底，吏部文令“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汤斌以郭“居心恬淡，莅事精锐”举荐之（因任内税赋未完郭并不尽符“行取”条件，但汤斌力为其辩“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一如前述），后郭得任江南道御史。正是这个郭琇上疏力劾明珠、余国柱，终至明珠罢大学士、至卒二十年未再得用，余国柱撤职逐回原籍；御史半年，“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清稗琐缀》），一时郭被称为“铁面御史”；后郭琇官至湖广总督。康熙四十年，郭琇以病乞休时，康熙说“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汤斌荐郭琇是清官荐清官，自成良性循环。

忤权相遭贬含冤而逝“文正公”

       因为汤斌的正直清廉，得罪了当时的不少权臣，那些人对汤斌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却无时无刻不想着要置汤斌于死地。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 ，皇上为太子选择辅导大臣，当时太子已成了天下第一号纨绔，辅导他必然成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朝中权臣便推荐汤斌。一说为明珠的主意，是明珠向皇帝建议太子已长（十三岁）当设阁学辅导了，而汤斌巡抚学问优良、品德醇厚是最合适的师傅人选了，实际上“醉翁之意”在畅通其敛财之道。不管怎么说，汤斌是明珠及余国柱的“眼中钉”是铁定了的。皇帝便下诏将汤斌调回京城。汤斌离开苏州之日，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满街巷烧香为他送行，这种感人的场面实是罕见。汤斌走后不久，士绅们即开始捐资为其修建生祠。

       汤斌回京之后，正遇康熙帝下诏议论抗旱办法，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指责是时事造成的，语言触及内阁。康熙帝又将这道上疏交廷臣讨论，明珠感到压力很大。善于逢迎的大学士王熙竟说这是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该立即斩首。别人害怕得罪明珠，都保持沉默，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汤斌明确表示反对说：“根据旨意议论朝政，没有定死罪的道理。大臣们不讲而小臣讲出来了，我们应当反省才对。”康熙帝采纳汤斌意见，赦董汉臣无罪，这使明珠一党惴惴不安。还有黄河下游的治理方针问题，河道总督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长期争论不决，康熙帝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同汤斌实地调查拿出意见，汤斌回京后据实陈言，康熙帝终于作出了开海口的决定，拨出专款，由工部侍郎孙在丰去负责实施，从而打乱了明珠的全盘谋划。

       汤斌就这样成为他们结党营私、弄权纳贿的绊脚石，必欲去之而后快，明珠、余国柱之辈对他更加怨恨，便摘录他的一些言论上报，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作为对朝廷的诽谤。皇上传旨责问，汤斌自己表示“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处分。左都御史丹、王绪鸿等也落井下石，纷纷弹劾汤斌，并建议革去汤斌的官职，只有皇上让汤斌留任。余国柱传言说，皇上要将汤斌降隶八旗户籍，正好汤斌带病入朝，精神不振，于是传言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哭泣落泪，江苏人住在京师的，要击登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那么回事，才散去。

       因为这一连串的打击，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夜半，刚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病逝在家中。此前他刚刚从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勘察西南进贡的楠木回来。不幸的是，因为听信了明珠、余国柱等人的谣言，皇帝还是误解了汤斌，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以为汤斌对他存有不满，就为了这样的误解，竟没有厚葬汤斌。而后世也逐渐认清了事实，直到四十五年后，即雍正十年（1732年）方得昭雪，下诏以汤斌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追封谥号“文正公”。道光三年（1823年）令将汤斌像从祀孔子庙，有清一代仅有三人得此礼遇，其他两位是陆陇其和张伯行，皆有名清官亦有名学者。后人诵扬他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文正这个谥号，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谥号，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中，得到这个谥号的总共只有8个人。

       岁月如歌，汤斌走完了坎坷传奇的人生历程。他两次从故乡出发踏上仕途，躬身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身居高位，廉以自守，魂归故里时留下的也只有一掊黄土、一世清名。尽管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体现在汤斌身上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和“清介自励”的精神，传承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仍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