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嘱望新轴心时代》 文/韩慧强 1. 有幸做汤一介老《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责编纯属偶然。我不是汤老的门生,甚至连私淑弟子都不好算。尽管在北大读书那阵子确曾旁听过汤老的课,可只零星听了一些,不成片段,而且年月既久,当年听到的内容似乎也早已所剩无几了。 那是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于1985年入北京大学读文学史,当时的风气便是好尚跨学科选课,但汤先生的课外系学生是很难选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全校学生追捧的名师,教室人满为患。没办法,只好去哲学系蹭课。这个传统是从蔡孑民先生做校长时就留下的,你堂而皇之地闯进去听就是了,反正没人来验看你的听课证。汤先生的课有许多是安排在下午的,我们中文系的一干人为了占个好位置,午休也免了,吃过饭在宿舍闲聊一阵,或者在别处荡一荡,就连忙跑到教室去了。而手里拿听课证、正儿八经哲学系的学生,由于自恃是正宗,四平八稳按时来听课的,反倒落了后,不是被挤到后排,就是连座位也捞不到,真正成了旁听生。我们手里随便拿本书,一边煞有介事地读几行,一边偷眼瞄瞄身旁的女孩子,但面目清丽、姣好的总不多见。哲学这东西似乎不大适合女孩子们读。 汤先生那时年纪总也在五十开外了,但面色红润,精神健旺。我记得开初那阵天气还热,汤先生穿一件浅格子单衫,胸前别一只微型的麦克,其貌温如,其言蔼如,实在是个恂恂儒雅的长者。他讲课声音不大,语气舒徐和缓,大约跟平日与二三子促膝交谈没两样,在我见过的师长中,汤先生要算最谦和、平正的一个。可授课的教室委实不小,若没有那只麦克的帮助怕是不行的。但我们几个总能抢到前排座位。 汤先生讲授的是魏晋玄学。我自信在本科是很用心地读了几年书的,不过,汤先生的课是讲给读了一些原典的学生们听的。我当时阅读的范围仅限于先秦《诗经》、《左传》、《楚辞》寥寥可数的几部基本经典,其他则只读选本,即专家、学者们按照阶级性、人民性等等一大套理论仔细挑拣、删削得干干净净的洁本,其可靠性、学术性大打折扣,不大有什么营养的;再说得透天一点,其中大半属于吴小铃先生所说的“假学问、假书”之列,实在是有害无益的。若细究起来,由于眼界的狭隘,就是《诗经》也只对十五国风有兴趣,而雅、颂中那些描写商周先民发祥、征战、流离转徙的史诗及农事诗等,便都被列入“庙堂文学”而束之高阁了。至于魏晋时期的史志及《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思想史料,是从不曾寓目的。因而,我们当时的那股子尽头不过是一时的好尚,不会坚持太久,诚所谓叶公好龙,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2.约莫一年前,我手里正做着一本刘曾复先生的脸谱图典,又找到汤老。刘先生是我国当代绝无仅有的一位京剧学泰斗,因其出身旧家,自幼即与梨园各门派、各行当的名伶相过从,肚子里装着一部京剧鼎盛时代的演出史和图像史,以前出脸谱特地请北京大学季羡林、吴小如两位先生题签,作序,如今季先生已归道山,吴先生亦因半身不遂,不能把笔。我想,眼下,大约只好请汤老几位耆旧来接续这一工作了。可汤老又言自己不善书,推却了。 恰好有位同事影印鲁迅藏“百衲本廿四史”,要请汤老领先担任编委,不巧汤老此时已身罹重症,这类挂名的事儿大都辞了。事情就这么耽搁了下来。但这位同事既然主意已定,就决不肯轻言放弃。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一次次地打电话过去,汤老被缠磨得没法,只好将此事应承了下来。然而又不肯挂虚名,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让我去取。原来,汤老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当年为研究佛教史,亦曾购置一套“百衲本廿四史”,与鲁迅先生所藏为同一版本。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间汤老一家落难,为救燃眉之急,便将此一大套珍本典兑了出去。 嘿,自清季以迄于上世纪60年代,汤氏一门三代读书人,至此竟落魄得连一部“廿四史”也不能保有,这该是怎样一段心酸的往事呢?但我这么说也许并不确切,甚或不免有赚取不相干的廉价同情的嫌疑。所谓辛酸云云,其实仅仅局限于当事者本人,决不涉及他人。因为谁都知道,在那个非理性、反理性的年月,一国的民众受着狂热激情的蛊惑,几乎无一例外,举凡稍稍有些文化气味的东西,通通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扫荡务求净尽,当此之际,实在没有谁会把区区一部“廿四史”当回事。 然而,这部“百衲本廿四史”仍有些让人难以释怀。为了补缀这套未经阉割、最接近原始面貌的中华五千年正史,从而矫正二百余年来武英殿本所造成的版本系统的混乱,张元济先生前后耗费了十八年功力,而此时正值上世纪内忧外患、国步艰危的二三十年代,可以说,这样一套记述华夏先民数千年生活样貌的史籍如凤凰一般在烽烟烈火中获得重生,其所承载的“续古代文化之命,续民族文化之命”的意义,于此亦可概见一斑。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这位同事才抱定一个念头,矢志不渝。或许也正因其间经历这么一段辛酸往事,汤老才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3.是啊,事情就这么凑巧,在相隔近三十年后,我才因工作之故回到燕园,在未名湖畔的寓所拜望了汤老,旧话重提。 恰好当年去哲学系蹭课时,汤老的治学方向已逐渐转移到儒学方面来,而儒释道三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彼此借鉴,相互融合,其中有许多理路、范畴实难截然划分此疆彼界。记得海德格尔晚年有个说法,人生的道路非止一条,但目标只有一个,恰如人类所有的成员共在一林(见于海德格尔《林中路》);拿来比之儒释道三家后期的发展,实有类似之处。 眼下,在中西、古今这个交叉路口,我们迷惘得太久、徘徊得太久了。多恼人的文化转型期啊。但毕竟还不够久,哲学家的眼界确乎是超越常人的,汤老正是以大尺度、长时段的眼光来审视中华文明的演进的,并对这一文明的未来寄予无限的深情与期许。华夏文明在其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多次经受外来文明的冲击,如汉唐时期印度佛教在中土的流播,以及近世以来西方文明的输入,都对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华夏文明以其广博的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充分汲取外来文明的有益的养料,生生不已,从不曾彻底消泯,以儒释道精神为基干的华夏文明的符码已深深印刻在国人情性、禀赋的底里,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有别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的文明的徽记。生当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汤老深深感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或许正是他衰年立志打通儒释道三家,乃至后来主持《儒藏》编纂这一浩大工程的初衷。 话又扯远了,还说那天去拜望汤老。此时,汤老已不大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常常要由师母陪同到医院就诊。居间联络的是汤老身边的刘秘书,见面的日期一次次推迟。盛夏的某日,早上,刘秘书打电话来说,汤老下午有空。车子停在未名湖畔,天气大热,我们准备了个花篮,几个人轮流抱着一路走进去,衬衣几乎湿透。 如前所述,为影印“百衲本廿四史”,我打了无数电话过去,简直把汤老和师母烦透了;可事情还有另一面,即汤老和师母或许从这一过程中觉出我们做事的诚意与执著,这才考虑将汤老刚刚编订的文集交由我们来做,便是眼下这部《瞩望新轴心时代》,而我们事先对这部书稿一无所知。此事曲曲折折,看似偶然,可事情的来龙去脉似乎又皎然可寻。 4.可以说,《瞩望新轴心时代》是汤老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回顾与总结。汤老在书里清晰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见解,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可断然划分为两个阶段:毛的时代和毛以后的时代;而在毛的时代,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汤一介不存在。换句话说,汤老是在毛以后的时代才获得了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不论是从自我意识的层面抑或是从学术成就的层面来考察,情况似乎都是如此,并无二致。 从1949至1976年,汤老没去别处,他在毛的时代整整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逃避或摆脱的法子,像宋朝那位睡仙陈抟老祖,朝廷要他出来做官,他一睡就累月经年,弄得前来征召的人难以复命。汤老就没那么灵便了,为着一家老小的生计性命,不唯不能躺倒睡下,而且还要大大表现一番才成。那些年月,汤老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处发表了三十来篇批判文章,一是批冯友兰、吴晗等学术权威,二是批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些往圣先哲。初读汤老的坦然的自陈,你不禁要哑然失笑,你会觉得他老人家真逗,如今还说这些!许多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仿佛患了集体失忆症一般从不涉及此类话题,相反,他们仔仔细细地敲打、修补一番,好歹将这段恶劣、丑陋的经历遮掩过去,大家光光鲜鲜地来个华丽转身,早又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谁愿露了当年的老底。汤老就不,他偏要把这段往事悉数抖落出来,仿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正是为子孙万代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计,汤老才坦然将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以为后来者戒。汤老用自己一生的沉痛教训得出这么个结论,就是“你只能听你自己的”;否则,你犯了错误还不知是怎么犯的。这也许正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精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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