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湖南醴陵人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

汤飞凡

汤飞凡幼年常听父老谈论维新、改革，“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幼小心灵。他从小在家乡看到穷苦农民贫病交加，中国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就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小学毕业后，由于没有学医的机会，他考进甲种工业学校。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报名投考。湘雅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但他没有学过，他未气馁，请求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暂免试英语，随后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终于被破格录取了。此后，他开始拼命学习英语，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变成高度近视，终于克服了英语语言障碍。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后，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汤麓泉只好解散塾馆，这样一来，汤家的经济更加困难，对汤飞凡和他弟弟（汤秋帆在武昌读文华大学）的学费，难以供给。汤飞凡在医院药房找了一个调剂生的工作，并当了英语家庭教师，挣了钱补贴自己和弟弟的费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班招生30名，但经严格考试选拨，到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名，汤飞凡是其中之一。他这七载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学艰苦得多，但却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部分传染病的致病菌被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现，使汤飞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个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有重要发现被称为“东方的科赫”。汤飞凡对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决心，树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1921年，他自湘雅毕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该系的教授田百禄注重实验，强调基本训练，凡来进修的都要从准备工作开始。这些工作简单而烦琐，日复一日地重复，十分单调。一般进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干的活，迫于规定，不得不走个过场。汤飞凡则不同，他干得非常认真，还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试验结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禄的注意，不久被提为助教。汤飞凡在协和进修三年多，读了许多书，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并确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则：搞科学研究必须手脑并用。

1925年，汤飞凡被推荐到美国深造，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微生物。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叫他直接参加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参加了开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颜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主张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这对汤飞凡有一定影响。颜福庆在信里没有向汤飞凡许诺什么“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而是如实地摆出了困难，希望他回国共图祖国的医学教育大业。汤飞凡本就有着振兴中国医学的志向，但只不过是抽象的理想，颜福庆的信将使他的抽象理想变成现实。汤飞凡在哈佛与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颜福庆的邀请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终于在1929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汤飞凡到任时还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把自己的显微镜也捐了出来，才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但他没有等待，他除了教学，利用简单的设备开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1932年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更名为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他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经费较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才有了进行较复杂研究的机会，他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八一三事变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平津沦陷。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热爱祖国的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于试验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试验室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汤飞凡在医疗队日夜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三个多月里只回过两次家。他在前线虽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但目睹了许多战士英勇牺牲的情景，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振奋，似乎多年来因见国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郁积起来的压抑一下子得到了抒发。上海沦陷，他回到租界，虽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压抑却又无情地向他袭来。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沦陷不久南京失守，日军向华中腹地步步逼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哪里还有心思搞研究！他对夫人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却不知干什么好，这时，正好接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从武汉的来信，约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地的重建工作。中国连年发生战争和天灾，瘟疫流行猖獗，恢复防疫处显然是迫切需要。汤飞凡没有犹豫，携夫人奔往长沙，不久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

汤飞凡

防疫处重建没有经费，汤飞凡到昆明时只剩下300银元。他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和几位厅长的支持和帮助，借到一笔信用贷款，用很少的钱在西山脚下滇池边上高峣镇买到一片荒滩，建造房屋。他一边建新址，一边借省立昆华医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简单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汤飞凡把钱集中用在主要的实验室上，其他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当地农村的办法，建造简易房屋。迁入新址后，他亲自带领职工在业余时间铲除荆棘，种植花木，铺设道路。大家在欢乐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他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他们还能接生。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办了一所子弟小学，规模虽小，但教学质量不低。那时昆明常遭空袭，各学校都将各种课程集中安排，教师每周只需在城里呆一两天，其余的时间住在乡间。防疫处请到了几位大学助教、讲师，小学也就是他们的家。教师、学生、家长关系融洽，孩子们在学校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下，职工的生活稳定了下来，但物价不断上涨，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在夫人何琏的倡议和带动下，汤飞凡组织家属养猪、养鸡、种菜，除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外，还有剩余拿到城里去卖。时间不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小的储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倒是件稀罕事。

汤飞凡没有因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彻底改造了旧防疫处，停止制造过时的或证明无效的制品，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或引进，改革了旧工艺。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1943年，他们还制造出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1943年有一篇关于该防疫处的特写：“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车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文中还说：“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取水）。……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这段描写生动、真实，但还只局限于印象，实际上防疫处不仅是个“工厂”，它还是当时大后方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当时曾在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