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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锦诚:锦文兄给我戴了一个紧箍咒

| 发布者: dxadmin| 查看: 4091| 评论: 0

摘要: 锦文兄给我戴了一个紧箍咒 作者:汤锦诚 锦文兄自幼嗜书如命、学习刻苦,遵循了祖父汤名荪校长要让孩子们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家训。因而大姐锦玲和锦文兄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没有 ...
 锦文兄给我戴了一个紧箍咒

作者:汤锦诚

锦文兄自幼嗜书如命、学习刻苦,遵循了祖父汤名荪校长“要让孩子们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家训。因而大姐锦玲和锦文兄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没有让父母操心。为了培养我们自觉学习和修养,父母给大姐锦玲买了一大箱子连环画和图书,希望大姐读完后传给我们兄弟俩传阅;但大姐将书读完后,全部捐给了北京57中学图书馆。于是父母又给锦文兄买了一大箱子书,他拥有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连环画,备受小伙伴们羡慕。

姐姐、哥哥都拥有个人图书馆,唯独我没有,看书总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于是每至周末,我都要向母亲要1角钱去永定路商场新华书店买两本小儿书丰富我的图书馆。有时母亲会说:“你可以看姐姐、哥哥的书啊!为啥非要买新书呢?买重了是浪费。”但我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以绝食相要挟,而且屡试不爽、如愿以偿,因而我也有了自己的书箱,这样我就可以不受锦文兄的约束,自己当家做主与他人交换图书。由于我们不断的充电,肚子里有了些货色,才能和小伙伴们神侃。但这些书籍都没能留下来,文革时期被锦文兄一把火烧掉了。

锦玲姐和锦文兄属于记忆性大脑、有过目不忘之慧,因而学习都很稳定;而我属于开创型大脑,善于幻想,不善记忆,总是前面学完,转而就忘。易先恕老师为了鼓励我学习兴趣,就在我家设立学习小组;每天放学后,南灰楼的朱北玲、孙培茹、杨克、杨衡和黄楼的赵清平就到我家来做作业,平日由我院校外辅导站(大灰楼下原医务室合并到永定路医院,一度将此处改为校外辅导站,后被李清付抢占)辅导员黄作民阿姨负责管理我们院各学习小组,易先恕老师经常会来走访抽查。我因不安于学习,就让学习小组同学帮我包饺子,大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谁也没有干过家务,只有孙培茹常帮助王阿姨干家务会和面,但面和好了,我家面盆也给砸了。而后,我们几个孩子七手八脚的包饺子,有的包出来像小耗子、有的包出来像小猪、有的包出来像小包子、有的包出来像春饼,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哈哈!刚包好,正赶上易先恕老师前来我家抽查,结果撞了个正着,就把我家学习小组给撤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回家休学。锦文兄为了端正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每天带着我背《毛主席语录》,每段语录锦文兄背两遍就能记住,而我却记不住。于是锦文兄就让我每天将最高指示抄一遍,而且要大声念出来;经过锦文兄的辅导,我渐渐能将《毛主席语录》部分内容背下来,能背颂的最长文章是《为人民服务》。但锦文兄此时已经开始背《毛泽东选集》第一部,他让我拿着《毛泽东选集》翻页,他就按照我指定的页数背出这页的文章。

1973年,我终于读完四卷《毛泽东选集》,而锦文兄已经在读《资本论》。1976年,我下乡插队后,选读了马克思、列宁、黑格尔、达尔文的部分著作,使我眼界顿开,我开始幻想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于是撰写了4万字的《宇宙共产主义》论文,我在文中写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两种社会性质不同,但最终都将进入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科学最高阶段,而科学时代不存在阶级、民族、国界,是世界大同。但大同世界无法解决人口的迅速膨胀,而城市高速发展将减少人类生存所需的耕地、空间,使生态失去平衡。”因此,我在文中幻想人类征服宇宙向月球大移民的设想,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首先实现地球村的统一;而后利用地球村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智慧、科技来完成开发月球移民村目标,这就是“宇宙共产主义”。我将这篇论文交给锦文兄指证,他读后说:“你是不是要毁灭这个家啊!不要妄谈政治,学习只是为了补充知识,咱家族历代都是以耕读为本,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不要捅大篓子啊!”我辩解道:“既然你自幼就要求我学习毛著,就要学有所用,我又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只是学习心得体会而已。”1983年,我的好友王刚将《宇宙共产主义》这篇论文推荐给北京市委宣传部《前进》杂志社王燕华等编辑们传阅,王燕华赞道:“这是一篇具有社会超前意识”的论文。

1985年,我调任中国蓝盾经贸技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我顾妈妈之子顾冠群兄找到我,因我小时候一度寄养在顾妈妈家,所以我叫顾冠群“干哥”,因十几年没联系,此时他已经是中国著名书法家。顾冠群大哥知道我喜欢著述,就为我写了一副中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以示鼓励。我拿回家得意的悬挂在墙上,锦文兄看了道:“快取下来吧,你既不是鲁迅,也做不了李大钊,别再惹麻烦了。”因而这幅字我至今存放在箱子里。

因少年时期,在锦文兄的引导下读过一本《牛虻》,我被牛虻的写作方法所吸引,所以在高中当学校宣传组组长时,就学着牛虻的自我辩论写作方法写文章;几十年来,我用了120余个笔名,先提出一个命题,而后自己批判、自己辩护,使这个命题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锦文兄批评我是“无事生非,不求安生。”

1989年6月,锦文兄乘我去吉林长春、图们出差,将我写的《宇宙共产主义》论文、30万字自传《二十年变迁》及我的全部日记烧毁,还把我高中班长董慧珍存放在我这里的一本插队日记也顺手烧了。我出差回来见此结局伤心不已,我说:“你就像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锦文兄教训道:“你知道《石原笔记》吗?既可以害别人,也会害了自己。”自此,我再也不写文学作品,只一心研究民族学和历史。锦文兄走了,没有人再制约我写文章、谈言论了;然而,我却谨记锦文兄的教诲,由文学之路转入史学研究,并且出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全归于锦文兄给我头上带的“紧箍咒”。为了推广锦文兄的读书精神,我将锦文兄和我收藏的五千余册图书全部捐给了图书馆、临川学校、茶楼和亲朋好友惠存,让更多的人能够向锦文兄那样热爱读书、热爱学习,学成报效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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