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地方官不敢公开在京师设立“留邸”。因为设留邸其实和皇权时代的政治伦理是相抵触的,在皇帝看来,地方大员被派出去做官,老老实实奉旨办事就行,如果还派手下的官员常驻京城,显然不是刺探宫禁秘密,就是试图结交朝廷大员,这都是犯忌的。但古代中国从秦以来,多数时候版图很大,加上交通和通信不便,一个 地方大员确实需要了解京城的诸多信息,而且在乡土中国,外地人来到京城办事也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于是有两类机构或人士代行了当下驻京办及驻京办官员的职能。一是会馆,会馆并非纳入官府系列,它要么是地方商会出钱、要么是地方在京大员捐款修建的,乃一种民间机构,外官进京述职、外地举子进京赶考,常常在会 馆住宿,会馆也成为连通京师和地方一个信息交汇中心。另一种办法,就是地方大员派幕僚进京长期打探消息,或者让自己在京的朋友、亲戚及时向自己通报京城情况,打通与朝廷各种关系。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就是从一位“驻京办主任”汪文言入手的。汪是安徽歙县人氏,早年连个秀才都不是,从监狱看守一 步步干到县衙门的书吏,办事能力极强,又仗义疏财,有“活宋江”之称。后来他受某地方大员指派,给他捐了个监生的资格,以进国子监读书为名,长期住在北京,后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清末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给在京城的儿子、门生和朋友写信,一大半就是询问京城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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