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您一直都很看重国学的历史使命，而且关注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中您特别提到“要警惕国学热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您怎么看这种倾向？ 汤一介：是的，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前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脱离整个世界发展的轨道只考虑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最早在1992年时出现两股思潮，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针对一元化思想倾向而出现，它要消解一元化的思潮，特别是对现代化中间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主张多元化，反对系统化。另一种思潮是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这股思潮当时出现，从一个方面讲也是在消解一元化，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一个是可能走向复古的路子，一个是可能意识形态化，因此我提出必须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考虑自身的文化发展。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自己的文化应持怎样一种态度？ 汤一介：我在清华国学院成立时，说了三句话：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认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的智慧，寻求各民族文化中的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资源。当前至少有四大传统文化是影响最大的，欧美文化、南亚文化、东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它们都影响了10亿以上的人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他当时的策略是希望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发生冲突，让西方可以得到好处，但现在的状况恰恰是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突更大。 雅思贝尔斯认为每一次轴心时代的复苏或者复兴，都会回归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提了三个地方：中国、印度、西方。21世纪，我认为，这三个地方都可能有一个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时期，都有一个要从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力量来迎接新的3000年。新世纪西方出现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第一次启蒙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应该是“尊重他者”，并且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恰恰是一个发展的整体主义。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比较顺利地走过现代化的过程，必须有第一次启蒙才行，这样我们进入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就比较容易一点。因此我认为要给中国思想一个定位，不夸大我们的思想，也同时看到我们可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东西。 记者：您多次说，“反本”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您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哪些思想资源？ 汤一介：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是为了开新。任何一个有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大的民族，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想继续生长，不可能把根子斩断，这样生机就没有了。费孝通晚年提“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同时，世界的情况变了，不开新就不能适应世界变化。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也不能迷信，你要注重其中所包含的精神，不一定注重形式。 记者：《儒藏》编纂之初您说“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培养新的人才。”知识断代似乎是个突出的问题。 汤一介：《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只能用两种办法，一种请他再修改，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再修改，另一种是换人再做。所以我们压力非常大，还是要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人才。从2004年开始，我们“儒藏中心”开始招博士生，现在一共30个博士生在我们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里，很多不合格的东西都是他们先审查出来的。因为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到现在出版的只有中国的33本，韩、日、越南每个国家只出了一本。今年准备出50本，大概以后每年出50本，总量是330多本。《儒藏》最快也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还可能更长一些。 记者：《儒藏》似乎尤其看重实用性这一点？ 汤一介：是的。现在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记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汤一介：我想他主要指思想方面，我们没有新思想了，连旧思想都抛掉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 我常讲冯友兰、陈寅恪、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这一代，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就出国了，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而1949年后，我们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没法了解人家的思想。“文革”后，这两个基础也还没有真正补上，现在出来的一批学者，国学基础不如前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我们还要培育一批国学基础非常好的、对西学的掌握也比较好的学者。 记者：在研究普世价值之后您下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会是什么？ 汤一介：最近我编《儒藏》时读了一些儒学的东西，我认为“礼”的问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完整的社会应该有一套道德教化，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这两套能平衡协调，社会就比较稳定。《二十四史》里有各种“志”，刑法志是一个志，礼乐志是另外一个志，婚丧嫁娶都是有“礼”的，“礼”对“法”做了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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