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浠水县的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3》孔氏和汤氏宗族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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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 综 合 分 析 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民国时期皆属名门望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在浠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宗族活动渐趋衰微。但是,宗族 ...

 
三  综 合 分 析

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民国时期皆属名门望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在浠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宗族活动渐趋衰微。但是,宗族观念和血缘关系却并没有遭到彻底地破坏。九十年代初,感应于全国宗族复兴之势,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活动。从整体上看,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在风俗习惯上趋同、在经济状况上趋近、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但是,两者在经历一系列宗族活动后,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两个宗族的地理人文环境、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状况、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等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同

孔氏社区座落在浠水西北部的合印山麓,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在九龙港之上原有一座石拱桥,称作一姓桥。这是孔氏社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主干道。可是,它在1983年被洪水冲塌,造成两岸阻隔,童叟妇幼步履维艰、怨声载道。这样,孔氏社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更不便利,它本身也就更加孤立闭塞。对此,不少外来人也有切身体会。曾有一个送煤者费尽周折才到达孔氏社区,他气愤难平,向一池塘中扔一块石头,恨恨地说:“除非这块石头能够浮起来,否则我不再送煤到这里来。”而这样的交通状况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九龙桥竣工通车。
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况下,孔氏族人悠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生产、生活上的协作互助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趋亲密。在社区中,孔氏宗族的文化积淀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指导着族人的言行举止,协调着人际关系和维护着乡村秩序。孔氏族人恪遵祖训,耕读为本,尊老爱幼,讲信修睦,与人为善,重义轻利,从而营造出融洽淳朴的民风。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触角逐渐深入农村并日益扩大其影响。利益观念、利益原则成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标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现象在农村也不鲜见。但是,孔氏族人依然奉行他们原有的处世原则,很少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位置偏僻,社会上的无赖之徒和不良的社会风气也不易进入。现在,很多乡村打麻将赌博成风,而在这里却难得一见。
汤氏社区位于浠水县的中北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汤氏社区在1957年以前,只有三大户,那时的房屋都是一进三重。在1957年大炼钢铁的浪潮中,老房子被拆毁,于是逐渐分蘖出众多小家庭。同出一房者被视作“自己人”。这样,整个社区就被无形地分割成许多利益相关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由于缺乏文化教育,也不能较好继承先辈的宗族文化,大多不能明事理识大体。遇到矛盾冲突时,基于各自的利益,抱成一团,虎视眈眈,互不让步。而且,解放以来,也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镇住各“小团体”的人。因此,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社区的族人经常为了水源、田埂之类的小事而吵嘴打架。有人为了报复别人,偷偷地将他人的牲畜打死。有人为了泄愤,甚至将大粪挑到别人的堂屋中。社区的民风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龃龉摩擦中恶化。年轻的后辈既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也没有受到优良的宗族文化的教育。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也不免染上容易冲动、逞强斗狠的习气。由于交通便利,一些社会渣滓和不良风气也乘机进入社区。一些年轻人受其影响开始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而社区的年轻妇女则经常聚集在一起打麻将赌博。
改革开放以来,汤氏社区的族人较早地出外打工挣钱。但是,由于他们文化低,怕吃苦,贪享受,因此并没有使自身的经济面貌发生多大的改变。而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一些族人变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六亲不认。
据上述可知,孔氏社区由于位置偏僻,宗族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存,族人思想观念受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影响不大。而汤氏社区族人长期以来矛盾摩擦不断,民风恶化,又由于交通便利,受到了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因此,宗族文化传统遭到很大的破坏。由此可见,孔氏和汤氏宗族活动的宗族文化传统基础是不同的。
(二)  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的差异

在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孔氏宗族和汤氏宗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宗族教化的形式是多样的。如家庭中的长辈向晚辈讲述宗族的起源、祖先、传说、辈份、礼俗规范等,而在日常生活中的祭祀、婚娶、丧葬等活动中以及修谱、修墓等宗族性活动也让宗族成员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宗族文化的熏染。由于年轻一代对于宗族文化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他们的长辈。因此,长辈的言行举止处世为人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宗族文化的认同程度。这种现象在位置偏僻的社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学校的文化教育又为他们在审视自己的宗族文化时提供了一种参照。较好的文化教育使得一些族人对于自身宗族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们往往成为了这种文化的自觉继承者和传播者。
孔氏社区的宗族教化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族人们一方面严格教育孩子要尊老爱幼、谦让宽容、遵纪守法,另一方面他们以身作则垂范于前。他们并不重男轻女、溺爱男孩。当他们发现孩子出现见利忘义的苗头时,就严加管束和教育。而社区中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会对一些孩子及时进行批评教育。正因如此,六十多年来,这里很少发生作奸犯科之事。也正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之下,年轻一代开始认同并接受这种宗族文化。乐于助人、宽容谦让成为社区里大多数年轻人的美德。
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宗族性活动,使族人受到一次强劲的宗教文化的洗礼。这些活动(如修谱中的监督财务等)充分地调动族人们参与宗族事务的积极性。而领导班子深入各家客户做族人的思想工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族人的宗族观念。族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宗族文化和宗族团结的意义和价值。很显然,这种价值也体现在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而村委无能为力的“九龙桥”之类的公益事业上。“宗族”的分量在族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提升。
汤氏社区的宗族教化实在不忍言之。一些族人因自身素质低不仅不能继承和传播优良的宗族文化传统,而且他们的言行举止也给后代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有的族人不仅不教育孩子遵纪守法,反而鼓励他们去“拿”别人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有族人为了蝇头小利,公然带领孩子去与别人打架斗殴。对于孩子做坏事,一些家长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偶尔,也有老人出来说说公道话,但是,人们大都充耳不闻。而族人们大都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一些年轻的男性族人在父母的溺爱下,变得好逸恶劳、为所欲为。尽管也有少数家长对子女严加管教,但是,整个社区的宗族教化看起来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而九十年代初的宗族活动在领导班子的大包大揽之下,族人们并无多少参与的热情。一番热闹过去,宗族和宗族观念在族人生活中依然无足轻重。
孔氏社区的文化教育状况是令人满意的。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在这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中承传不坠。族人们说:“只要孩子愿意读书,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供他们读书。”孔氏社区中如有孩子辍学,组长就会亲自上门反复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在如今农村出外打工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该社区辍学打工者仅有了两例。孔运禄老人高兴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里通过读书升学出外工作的人,约占总人口的12%,这在浠水乡村来说,还算是屈指可数的。”
汤氏社区的文化教育状况实在令人担心。社区内文盲半文盲居多。更可悲的是他们对于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族人们大都认为,读不读书无所谓,只要能够干活挣钱就行。父辈怕孩子读书受苦,听之任之;孩子也将读书视为畏途,敷衍应付。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居然在一年级里呆了五年。还有人愤愤地说:“一家人吃饭,为什么偏偏要我读书?”在此氛围下,社区的孩子逃学、辍学成风也就不足为奇。
据上所述可知,孔氏社区族人是宗族文化的受益者。他们所受的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又使其成为宗族文化的积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汤氏社区族人由于宗族教化和文化教育的双重滞后,既不能接受也不能传播优良的宗族文化。他们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意识也就日趋淡薄。由此可见,作为宗族活动主体的孔氏和汤氏族人的文化(包括宗族文化)素质不同。
(三) 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不同

无庸讳言,宗族活动的成功与否,与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无疑是扎实过硬的。宗族领导人孔旺来,毕业于朱店高中,年富力强,能说会道,为人耿直。他精通风水,关系广泛,为宗族之事不遗余力,又极擅长做群众工作。由上述可知,他多次成功解决族内外的矛盾纠纷,赢得广大族众的信任和敬重。他曾经主持修始祖墓、修祠堂等,目前主持续修世家谱。老支书孔运禄,曾担任九坪村书记近二十年,德高望重,刚强果断,不谋私利,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望。他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几乎所有的宗族活动。更令人称道的是,为了宗族的兴旺和后代的幸福,他不顾年高体弱,毅然率领族众修建了九龙桥。“青云有志,皓首无辞”,是他一生最生动的写照。总编孔松青,退休干部,精通谱事,刚直不阿,认真负责。等等。
孔氏宗族的领导班子是由群众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民主选举产生的,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现象。领导成员如其他族人一样长期处于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身上留有较多的传统宗族文化的烙印。因此,他们大都勤劳、淳朴、善良。他们能够在宗族活动中始终贯彻公开、公正、民主的原则,敢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他们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用它们来约束包括自身在内的广大族人。在宗族活动中,他们身先士卒、不辞劳苦、风餐露宿奔波于广大农村,甚至不惜慷慨解囊,从而赢得广大族众的衷心的支持和拥护。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宗族活动期间联系族人和关注族众的利益,而且在平常时期也经常为宗族成员排忧解难。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威望,加深了与族众的感情。同时,也进一步增强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的状况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历史原因,浠水汤氏宗族分裂为昌公之下的六大分和盟公之下的七分。在修谱之初,两派曾有共修大成宗谱的设想。但是,最终两派分道扬镳。这种结局其实与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大有干系。修谱的首倡者七旬老人二分汤受艮,曾是当地有名的乡村干部。他为人耿直,但好大喜功,不重实行,因此,人称“大炮”。主要领导者二分汤维和是多年的老支书。他后继有人,家境富裕。但是,他为人过于谦和,遇事优柔寡断。而七分的领导者汤志超,高中文化程度,敢作敢为,手段高明,但骄傲自大,企图借这次修谱使七分能够居于昌公六大分之上,这不免又激起了昌公后裔的积怨。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七分设想的那样做,那简直是出卖祖宗污辱先人。但是,汤志超不甘心失败,他用优厚的工资待遇为手段,诱惑和拉拢三分、五分的负责人,从而形成了修谱中的“七分派”。而二分汤水山也曾被七分拉过去,酒足饭饱后竟然在七分的盟约上签字。待他清醒后,又依然回到二分的阵营,被汤维和任命为修谱的总编。而三分的汤道波则被拉拢去做了七分的总编。
可见,汤氏宗族的领导班子并不是按照德才原则由族众民主选举产生的。这就不免良莠不齐。从整体上看,领导成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又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人不免唯利是图、追求享受。领导班子也没有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惩罚不良行为。由于没有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主要领导者也拉不下面子,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大都不了了之。如汤受艮在出外采访时乘机大吃大喝,最后只好不让他采访;而管财务的汤新云有挪用公款之嫌,最终也只好采取各分管各分帐目的措施。然而,这些事情自然会落在广大族众的眼里。他们对于这样一个的领导班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也由此萌生了对于这样的宗族活动的必要性的质疑。
很显然,这是一个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松散的领导班子。宗族活动完成后,这个领导班子自行解散。此后,他们一般不过问族内的事情,更不用说帮助族人排忧解难和解决族内的矛盾纠纷。正如四分的汤新仁所言:“自修谱以来,已经有十年了。没有听说过有人出面处理族内的事情。”
因此,宗族活动在这样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犹如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族人的宗族意识,也没有增强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上所述可知,由于拥有一个坚强有力、全心全意为宗族服务的领导班子,孔氏不仅将宗族活动搞得颇具规模,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族内的联系和团结。而汤氏的宗族活动,由于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偏低,不仅没有收到应有的敬宗睦族之效,而且使族人对宗族和宗族活动日趋冷淡。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孔氏的领导班子具有长远和全局的眼光,他们的宗族活动正由自发走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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