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商汤、西伯征屯留

　　商汤曾征战在屯留的三嵕山下，讨伐过夏朝的昏君夏桀。此事最早就见于《竹书纪年》的记载：夏·帝桀31年，“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这里的“朡”同“嵕”，“三朡”即屯留的三嵕山。《明一统志》云：“三嵕山，在屯留县西北35里……《大清一统志》讲得更明确：“《唐书·地理志》屯留县有三嵕山……按《说文》，峰聚之山曰嵕，今屯留有三嵕山，言三峰聚也……旧志谓即古三嵕国；引《书序》：汤伐三嵕为证”。虽也有一些注家认为，“三朡”为山东之定陶县；但屯留之“三嵕”，也为历代注家聊备一说之选。据史载：汤伐桀，先“征夏邑”，后“战于鸣条”；夏邑即安邑，鸣条在安邑附近，都在今我省运城的夏县附近。夏桀在夏县战败后，不可能马上出奔到遥远的山东，先出奔到了上党之屯留，也在情理之中；且更具有慌不择路、就近藏身的地理逻辑依据。这表明，屯留三嵕山，早在《竹书纪年》里，就已进入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大名鼎鼎的周文王为何称西伯？也与屯留有关。《竹书纪年》云：商·文丁四年“周公季历(即王季)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这里的“牧师”即为西方的霸主，也即西伯，“伯”同“霸”。清·徐文靖《竹书统笺》云：“成公元年，刘康公败绩于徐吾氏。《上党记》：纯(同“屯”)留县有余吾城，在县西北三十里。余无之戎，当即是”。上党，因其是从北漠南下中原的“链接带”；故，西周至春秋时期，这里是一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商朝文丁(一曰太丁)四年，大约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就带兵讨伐过余吾的“戎人”，且大获全胜；因伐戎战功卓著，于是被文丁封为一方霸主——牧师，即西伯，提高了在商各路诸侯中的威望。此史实，不见于《史记》，但《后汉书·西羌传》却有记载：“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左传》成公元年(前590年)，王季的儿子刘康公讨伐戎人徐吾氏时，被茂戎别种的徐吾氏打得大败。就此历史事件，宋·罗泌《路史》与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均注曰：徐吾氏居住地，即今屯留西北的余吾镇。看来，余吾古镇，因西戎别种的“徐吾氏”而得名，源远流长，名不虚传。在商朝即有此地名，且还赢得大名鼎鼎的周文王父亲季历大驾光临。在史籍里，余吾又写作“余无”或“徐吾”，属传播学上“音似相转”的语言现象。

　　关于屯留，《竹书纪年》里还有两次记载：一为，梁惠王元年(前370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此虽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略有出入，但晋君最后是迁往屯留，煌煌晋国是在屯留谢幕，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竹书纪年》文献资料的出土，是对《史记》记载的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另一记载：梁惠王12年(前359年)：“郑取屯留、尚子”，“尚子”即“长子”的异读。这里的“郑”实指“韩”。原来，屯留、长子原在魏国的手里，后被韩国强行用武力攻取；故，屯留、长子在三家分晋初，就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几易其主的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