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看《再说长江》，由三峡移民谈到湖广填四川，突然发现，原来我的乡籍和四川、三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意思—— 麻城孝感与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2005年10月，我国在重庆举办亚洲市长论坛，届时将建成湖广会馆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诚为川楚两地彪炳千秋的一大盛事。，开创四川历史的新纪元，也在中国移民史上写下壮烈的一页。现代的川渝人，据说祖籍大多是湖广，其中又多称来自麻城府孝感乡。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结合耳闻目睹，谨就孝感实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影响和地位，作了点梳理辨析，以求教于方家和读者。 谱牒的厚重 孝感，曾是楚北经济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人丁兴旺，具有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孝感籍在明清两次填川大潮中，较之其他移民，具有移得早、去得多、时间长、分布全川等显著特点。 学者孙晓芬编撰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该书几十次地提及“麻城孝感乡”和“孝感”。撮要如下： 《邻水县志》，介绍包氏自孝感迁蜀始末，“湖北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依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还载，甘氏自孝感迁来后成为邻水大族；孙姓“原籍湖北孝感，明洪武2年（1369年）落业县境蔡家坝”。 新修《南川县志》称，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明洪武时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康雍寄籍者，亦唯湖北湖南人多”。 《新宁县志》（今开江），孙姓来自孝感。《大邑县志》，李姓“先祖李朝舟于康熙年间，由湖广麻城孝感迁居大邑依仁乡”。 另外，《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民国《荣县志》：“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新修《三台县志》，清道光年间，孝感迁来回民数户，以马姓为最多。民国《泸县城志》载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黄氏族谱》：“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唯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许多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作为中国移民发祥地之一的孝感，县志记录了杨春等多人移川情况；族谱方面，仅随机所看到的十几家统计，都有元末明初及清朝前期移川的记载，如杨店杨氏，便有30多户（兄弟）。 明玉珍和红巾军 溯源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军入川，是孝感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明玉珍，湖广应山县人。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载： 元顺帝至正11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是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头军作反人，杀尽各处人。盖玉珍等事也。 明玉珍、陈友谅、徐寿辉、朱元璋同属农民起义军红巾军。玉珍领军10大万据川，含孝感籍4万（《湖北通志》）。明玉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当上天统皇帝，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家应山孝感一带，征招乡亲进川。同时，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其数当在数万。洪武4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率军征夏。这两大入川军队，湖北籍恐不在少数。这些士兵即就地安置了。这几支红巾军，构成了早期移民的主要成分。 元蒙的铁血统治，“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人口尚未恢复至宋末1／20。向蜀移民、实行“民屯、军屯”政策已是朱明王朝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朝廷的号召，利益驱动和求生本能，则是移民的主因。但移楚填川，还有多方因素：一，得天时地利之便，交通快捷，山水相连；二，易于适应，地处同一纬度，气候地形相类；三，时势促成，楚因战乱、避祸、灾荒、瘟疫、宦游、行商、行医、卖艺以及人多田少的严酷现实，而蜀地生存发展的空间巨大；四，明玉珍义军的巨大影响。后一条于孝感关联尤甚。大夏王朝据川15年（元至正16年——洪武4年，即公元1356——1371），偏安一隅，而楚境正杀得天昏地黑，为投靠乡亲，又能躲过战乱，况且随明玉珍先行落籍人员往来川楚，鼓吹交流，以及所谓羊群效应，因此趋之若鹜。 张献忠和农民起义军 说到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正史野史皆指责八大王张献忠剿川。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地主豪绅、御用文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人民及其反抗活动，维护专制皇权，宣扬纲常名教，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负面作用，极尽捏造、污蔑、丑化、夸大之能事。川人骤减，原因是多方面。明末清初与元末明初不同，战乱的重灾区由楚地移到了四川。至康熙年间川中人口数量降最低谷，距张献忠死后已40多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剃较梳篦尤具彻底性，这首四川民谣才是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专制极权破坏先进文化，摧残生产力，造成历史大倒退，罪魁祸首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镇压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既殃川残民，又是引发湖广填四川的官方动因。 《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描述孝感人刘开沛，因遭乡间恶霸陷害，兄弟三人被官兵像抓壮丁似的，与云梦等地百余名同乡一道，押到汉川集中上船，然后沿江而上，至重庆舍舟登岸，百人已剩八十。关于川人爱缠头巾，老人们的解释是当年押赴途中，死人太多，头上的孝布逐渐变成多种用途的头巾了。 《孝感县志》称：孝感为“楚中名县”，“孝感要区，钟灵毓秀”，“序曰孝感古战场也，其地六达三关障其后，澴汉阻挡其前,人剽悍喜兵”,民众具有冒险犯难的传统，官逼民反的反抗斗争贯穿清朝始终。《孝感县志》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孝感或被占领，或是根据地，或作游击区，县衙多次被扫荡。但问那些不屈服的义军转向何方呢？相当数量的人马入川了。崇祯16年（1643年）5月29日，张献忠占领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两月后南下西进，此间张献忠于楚地另编“新营”（“楚营”）57000人，次年春入川，该军后来落籍四川（《中江县志》）。“嘉庆丙辰（1796年）夏，湖北孝感有匪滋事，毗连三省（指楚川豫），匪众数万，总统永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覆没”（《清稗类钞•第二卷•明亮平孝感教匪》）。紧接此文还有《额成登保平川楚教匪》等6篇有关川楚义军转战的史实。农民起义军余部又转换成移民。孝感杨店镇杨氏就有垱子湾几十户，因参加白莲教而整体搬迁四川的事实。造反者历来被称为“匪”、“盗”、“贼”，族谱怎么可能正面收录？ 关于麻城府孝感乡的称谓问题 有网文称，麻城县在明初百年间曾有过“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与河南罗山、光山搭界，成化8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因“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读史方舆纪要》），在嘉靖42年（1563年）析仙居等乡新建新安县，嗣后更名黄安（解放后改红安）县。网文还说：“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的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这种说法过于模糊。“不断迁徙”之地，只能算寄籍、暂住地，绝非移民祖籍，概念混淆不得。显然此“麻城孝感乡”非彼孝感县。另有学者断言湖广移民多麻城籍是因为：一是湖南、湖北、中原所有移民必须经麻城入川，二是不少族群嫌势单力孤，冒充麻城籍。这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条，违背地理常识，迁川路线，麻城于湖南是西辕北辙，于中原是舍近求远。第二条，虽出于人之常情，却不宜以偏概全。如果以“麻城府孝感乡”一说即判断“孝感”隶属麻城县，或者仅此“孝感乡”、否定彼孝感县，恐有失望文生义。 此称谓究竟从何而来？愚以为，不过是口误而已。麻城自古未设过府，孝感县不曾叫过乡。明嘉靖42年“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黄安县。析黄冈、黄陂二县益之”（《湖北旧闻录》，清陈诗编纂）。民国22年划出孝感的北部、黄安县的西部等地置礼山县（1952年改名大悟县）。观明清地图，同处楚北大别山，麻城的西北部（即明中叶后的黄安县）应与孝感的北部相邻。这种地缘因素，将两县连缀相称，有其合理性，但是叫“麻城府孝感乡”，颇有点张冠李戴。这一带恰恰是明玉珍等农民起义军入川前长期苦战、频繁活动之所。此地对于他们，可谓是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地，至于府县乡的具体行政隶属，并不在意。 再者源自对麻城的感念。孝感邑人在元末明初到麻城深山避乱，得到过麻城民众的实际帮助，似乎有浴火重生之恩，故称“麻城过籍”。这在孝感、麻城二县方志均有相关记载。以至孝感人口语中，喝醉酒是“麻西了”；睡着觉是“到麻城去了”等。文革前，同迁川的移民后代家里一样，孝感地区各县、包括江南咸宁等县农村，普遍将“麻城土主”供奉于中堂神位，也是源于当初避乱时的传说。足见先辈们寄托敬祖恋旧之情，深怀知恩图报之念。“过籍”发生于元末明初，正是第一次填川时期。既然虔诚地将“麻城”供奉，把麻城冠名称“府”于孝感之前，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故而以讹传讹，相沿成习。 “府”，行政比县高一级；“乡”，县下区域单位，与城相对，用于此处表人们聚居之所（清代以前并非一级政府，仅为地域概念）。对于缺乏文化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好象称麻城为“府”是敬词，称吾县为“乡”，是谦词。麻城孝感二县无从属关系，如果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特定环境，“麻城府孝感乡”，是情感大于理性的称呼，显然是民间的一种附会。从严格意义的地域名称上讲，不能顾名，亦不可思义，既不规范，更不符合逻辑。“麻城府孝感乡”之说，实际指的是孝感。理由还有： 其一，移民始祖大多为跟随明玉珍的乡亲，主要来自老家及附近。玉珍家乡与孝感相连，不可能到几百里外的他乡征募，这是政治经济成本范围的事情。 其二，网文“麻城县孝感乡”既言“盗贼出没，数被劫杀”，根本不适合人群安居，就谈不上“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生存环境恶劣，逃之惟恐不及，何敢“迁至”？清代移民的规模不输明朝，距“麻城县孝感乡”裁撤200年矣，如何不见改制后的新称谓“湖北黄安县”？ 其三，论移民条件。孝感县明清时代“邑广八十八里，袤三百二十七里”（ 《孝感县志》），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的数量、密度及面积，均属鄂省大县，民风古来爱结帮出外闯荡，如做买卖、手工艺、做长工等，而且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发源地之一。 其四，地名辨迹。同一网文说：“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磅，疑为滂字误；滂，形容水涌，引伸傍水。麻城位大别山区，而孝感南部湖泊星罗、河网纵横，仅城郊名字带滂的就有喻家滂（今属孝感学院旁一宫村）、徐家滂（今北京路南九真村）。《新宁县志》谈到大姓来历，称郑姓来自“湖北麻城甘棠铺”，薛姓来自“湖北麻城长岭岗”。这甘棠铺和长岭岗乃有名之地，属于孝感麻城相邻的黄陂县，在县城一东一北。——足见该网文真实性的可疑与“麻城”的笼而统之。 其五，事实作证。孝感谚语：“四川的被子便宜”；“老不走川，少不走广”。前句原意川楚关山遥隔，移民卖掉行装不足充返程盘缠，喻只好认命留川；次句却是辛酸的总结和告诫。《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记载抗战时期许多川渝的孝感后人，指明祖居地是孝感“陈家河”、“张家湾”等；一鲁姓后人曾谈及先祖元末由孝入川落籍自贡，已繁衍400余户，2000多人。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在回忆录中即谈到，他们张及屠姓就是当年从孝感迁来汉阳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佐证了孝感历史上是移民集散地之属性。 其六，得到川渝鄂人的普遍认同。在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众多蜀人，皆言之凿凿地称此孝感，并未发生歧见。以笔者亲历，十多年前遇达县地区电力局李老工程师，李自谓孝感后裔，其祖籍是孝感南乡。以孝感驻军例，更会碰到有趣的现象。当年在上甘岭打出国威军威的解放军15军，1951年入朝前夕在四川大批征兵（如黄继光、邱少云），部队回国后驻扎孝感。这些川籍官兵，无不兴奋地说是又回到老家了。自解放以来，川人来孝寻根者迄无间断。 是否可以说，所指麻城府孝感乡，系一句泛称，一个寄托，一腔情怀，一种广义的约定俗成。虽有确指，实际是指孝感、麻城为主，包括与之相邻的黄陂、安陆等湖广各县。都是中华一员，何分泾水渭水。 川人楚相 五六百年来的天地翻覆，社会形态和生活格局发生巨变，但是楚文化对川人的的渗透，却是全面而深刻的。姑将蜀孝两地共同相似之处，稍作搜集，庶几可证实一脉血缘。 地名情结 地名村名，本是一个标识，具有特定内涵、长期不变、民众公认等特点。但是移民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漫长的封建政治与大自然的双重挤压，他们有说不完的屈辱和无奈，有百折不挠的抗争与追求，依然不忘的是故乡情怀。这从孝感移民聚居地名中，得到充分渲泄。仅举其中四川两县至今仍用的部分乡镇名（《全国邮政编码集》），可以对应孝感地区许多相同相似的地名： 德阳——孝感、孝德、孝泉、太平等。反映的是对祖居地孝文化的颂扬。直冠老家地名（“孝感”、应山等地有太平），表达出不可压抑的情感。 射洪——东岳、仁和、太和、伏河、凤来、青岗等。 直冠“孝感”名的例子，还有二处，1966年大约4、5月份，人民日报报道春耕生产，提到“四川射洪县孝感公社”；1969年，一位北京二机部8800厂工作的林承善同志（川大毕业）亲口告诉，他是阆中县孝感公社人——这决不是一种巧合，且录以备考。此外，大多用孝感明清时代老地名中所含字：洪、龙、凤等字特多；二是以姓氏打头，结合地貌，径叫湾、河、坝、桥、墩、山、坡、畈、街、店、集、井、屋、垸（院）等，如李家湾，范家大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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