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虎穴的工运领袖汤桂芬
每当我们的老校友回忆起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一起学习、共同战斗的经历和纺织工人运动革命斗争史时，都要亲昵地喊着汤姐姐。她离开我们太早了。45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现在我们缅怀她短暂的一生时，能浮现与她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情景，特别她那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神态，以及无数看似平凡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例都历历在目。女工夜校培育的女战士汤桂芬出生于1918年上海沪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父亲汤志忠在日商内外棉四厂做打包工时，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他会日语，日本人威迫他，要他当翻译，他宁愿失业在家，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最后被工厂开除，遂以编织草绳维持家计。不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母亲林希珍是纱厂工人，生有两男两女，生下长女桂芬后，即失业在家，生活非常艰苦。他们一家还把桂芬的大弟桂根送往抗日前线，一去无返，为国捐躯。
汤佳芬9岁起就挑起家庭的重担，先后在内外棉五厂、十四厂、统益纱厂、永安三厂、大康纱厂、同兴军服等厂做工。苦难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饥寒交迫的困苦，年纪轻轻的她也已受到旧社会广泛流传的“宿命论”思想影响，认为自己穷，是命不好，要靠“吃素修行”才能“来世交好运”。1939年，她在永安三厂做工时报名，进女青年会三和里女工夜校读书。她的级任教师，是张老师，以后级任教师是钱琴和黄纫秋老师，都是中共党员。她们了解汤桂芬的身世，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对她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使她认识到受剥削、压迫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此后，她冲破“宿命论”的思想牢笼，遂把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已任，锻炼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女战士。同年12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永安三厂爆发了为争取年奖的三天三夜罢工斗争。汤桂芬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斗争，表现特别积极，参加宣传鼓动，与工友们一起冲进经理室同资方评理。由于她表现突出，资方以“聚众闹事”为借口将她开除出厂。不久，她再度进沪西统益纱厂做工。上级党组织向统益厂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毛经赐详细介绍了汤桂芬在永安三厂英勇斗争的情况。经毛经赐考察培养，于1940年正式吸收汤桂芬加入中国国共产党。自此，她更加自觉地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努力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以后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
1941年4月，毛经赐调任中共沪西华商纱厂委员会工作，汤桂芬接任统益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1年底，日军侵占了上海租界，统益纱厂关闭。按照党的指示，汤桂芬到沪东大康纱厂（今国棉十二厂）协助佘敬成（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当时汤家住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大旭里，上班路途甚远，为了能有更多时间接近群众，她搬到简陋的工房里，与工人姐妹挤在一起，对贫苦工人姐妹十分关心。她省吃俭用，每次回家不乘车，从沪东到沪西，来回步行，省下来的钱接济揭不开锅的工友。她与妹妹汤桂珍在一个厂做工，与妹妹合吃一份午饭，另一份送给生活更困难的工友吃。其实汤桂芬的家境同大家一样贫困，连上级领导人到她家联络工作时一顿午饭都招待不起，只能上街去买几只大饼充饥。
汤桂芬在大康纱厂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关心工友。心灵手巧，帮助工人姐妹缝补，裁剪衣服，织毛衣。厂休日帮女工洗衣烧饭、倒马桶什么都干。她还发动群众开展互助活动，使大家深受感动。由于她勤劳、真诚、广交朋友、热忱待人，赢得了工友们的信赖。她不但从生活上关心团结工友，还千方百计地把新四军抗战事迹和党的政策在工人中传播。使工人群众增加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些扎实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为抗日义卖、募捐、救济难民创造了条件，为发展大康纱厂党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汤桂芬由于日夜操劳，长期积劳成疾，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并感染上伤寒症，已无法继续在沪东开展工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及时将她调回沪西老家治疗疾病。
军服厂里的传奇斗争1943年初，日军将原同兴纱厂改为同兴军服厂，开工之初，汤桂芬按照党的指示，考入戈登路（今江宁路）的同兴军服厂做工。汤桂芬技术水平高，在该厂车间内担任了第二班班长。进厂后积极动员女工到女工夜校读书，积极发展党员，并担任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汤桂芬利用自己的班长身份，积极设法为许多失业的女工夜校同学介绍工作，把朱月华、陈素英、张金凤、张菊宝、杨善、胡月仙、李根宝等20多名女工夜校同学介绍进同兴厂做工，她们团结在汤桂芬周围，成了该厂的骨干力量。当时全厂有40多名女工在三和里夜校读书，经过女工夜校培养，许多女工同学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该厂有党员20多名，全厂30多个生产班，其中三分之二的生产班长是党员，三分之一的生产班长是积极分子，成为沪西日本工厂中的坚强红色堡垒。
该厂是由日军直接严格控制的军服厂，工人每天要做工12个小时，大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带着狼狗在车间监视、巡逻，职工进出厂门要抄身，工厂不管工人就餐，大家只得自带午饭上班。厂方为了省煤，吃饭时只准工人盛一碗开水泡饭。有一次，一位女工在喝第二碗开水，日本宪兵竟放出狼狗将她咬伤。有次一位老太太给在厂做工的孩子送饭，日本人在她的空饭盒内发现一小团洗碗的乱线头，竟不分青红皂白，将她揪住，用鞭子抽打，逼她交代做工孩子的名字。老太太害怕孩子会遭迫害，宁死不说。日本人竟残忍地放出狼狗咬她，还用硝镪水泼她，老太太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残酷剥削与压迫，更是罄竹难书。厂方经常拖延工人的工资发放，以存入银行牟私利。汤桂芬及时将厂内发生的一切，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地下党支部领导发动了一次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
汤桂芬与支部成员精心研究、策划一场反日的“无头斗争”。为了防范敌人的血腥镇压，党支部决定不推派代表，由各班党员分头发动群众，寻找机会发动群众一哄而上跟敌人斗争，使敌人抓不到领头人。斗争开始前，汤桂芬安排可以自由到各车间走动的扫地工和机修工，分别担任联络和宣传工作。他们很快把全厂32个班联络起来。一天中午，全厂3000多工人，一起行动，饭后回到自己的岗位都不开车，全厂死一般寂静。日本资本家大石带着宪兵队到车间问罪。大石赶到一班，揪住一位女工就往办公室拖。汤桂芬见状，立即暗示工人要为小姐妹解围，很快成百个工人一哄而上，将大石和宪兵团团围住。工人越聚越多，顿时车间里数百人响着一个声音：“要去一道去！”狡猾的大石见状马上改变了主意，放开了那位女工，转而命令各班班长去厂部开会。会上，几十个班长异口同声地说：“不发工资，工人饿着肚子开不动车；一碗开水不够，天天吃冷饭，老闹肚子疼，不能开车。”最后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当即贴出次日发工资、保证开水供应的布告。“无头斗争”胜利了！工人们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团结斗争的信心。汤桂芬还发动群众多次开展怠工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拖延军服生产任务。怠工方式就是日本人来就做，不来就不干活。有一次陈素英上班怠工，未踏缝纫机被日本人发现，立刻被拖出去，被脚踢，还被狗咬。汤桂芬见状，立即出来对日本人说：“小姑娘人小手动得慢，不能这样对待她。”在汤桂芬有理有节的交涉下，日本人无奈只得放手。
1945年初，日军战场连连失败，但厂里的日本人仍在吹嘘他们的“战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汤桂芬和党支部成员决定开展一次政治宣传攻势。要求既能收到宣传效果，又不被敌人侦破。当时工人都把日本侵略者称之为“矮东洋”、“萝卜头”。汤桂芬暗暗带了一只有叶子的红萝卜进厂。放工时，汤桂芬等三人溜到女厕所，把红萝卜挂在板壁上，还在萝卜旁用粉笔写了两行大字：“天快亮了，大家快起来，磨刀切萝卜头！”第二天清早，这实物加标语的宣传很快传开了。人们到处在交头接耳的低语：“切萝卜头！知道了吗？”“日本鬼子快完了！”“中国人不会永远做牛马！”日本人气得直跺脚，急命女监工把板壁上的“红萝卜”拿下来。可是，切萝卜头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厂，传播到厂外。许多工厂的工人也用类似的方式盼望“天亮”。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上海工人兴高采烈，欢庆胜利，然而日本资本家却置工人生活于不顾，在大门口张贴了停工布告。汤桂芬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向厂方索要“停工遣散费”。日本宪兵蛮不讲理，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工人，而唆使狼狗咬伤马林轩和去要遣散费的女工。女工们群情激奋，一个劲儿往里冲。后来，群众推选汤桂芬等5人当代表，与厂方谈判，经过数次较量，日本资本家只得发了米和黄布军大衣。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工厂、防止日本人破坏机器、偷运物资，汤桂芬又组织了几个护厂小队，日夜在工厂四周巡逻。一天夜里，护厂小队果然发现日本资本家正在搬运布匹和缝纫机。汤桂芬得到报告立即组织数百名工人赶到厂门口拦截，许多工人还奋不顾身地躺在厂门口的马路上，阻止卡车出厂，惊得日本资本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时，会开卡车的工人立即跳上车去，把卡车开回厂。面对日本刺刀的恐吓，汤桂芬率领工人进行斗争又一次获得胜利。
出色的宣传活动汤桂芬不仅是工运领袖，而且也是工人的贴心人。回顾在同兴厂时，党员王银娣生病，她发动姐妹们捐钱送到银娣家，及时帮助她治病。汤桂芬很注意对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厂里通过结拜十姐妹、十兄弟的名义来团结群众。在同兴厂罢工时大家都看汤桂芬所在二班的态度。厂里不少积极分子想参加部队到前线去打日本兵，汤姐姐就语重心长地说，在日本人的军服厂拖延军服生产，也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家便安下心，坚持在厂里投入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马林轩同学就是在汤姐姐教育和介绍下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汤桂芬的思想、工作方法、处处关心别人的作风，与夜校钱琴老师很像。大家见到汤桂芬就像见到钱琴老师一样。我们都亲切地称钱老师为“外婆”，叫汤桂芬为“汤姐姐”。汤姐姐在夜校读书时，也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并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教育群众。陈素英在夜校读书，经常与汤桂芬同台演戏剧，演出时还动员同兴厂的群众去观看，抗日胜利前，陈素英与汤桂芬等几个同学曾去中西女中演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汤桂芬与陈素英演唱《松花江上》一歌，汤扮演父亲，陈演女儿；父女二人从东北逃亡出来浪迹街头，生活贫苦，演出时感情逼真，中西女中学生反映强烈。另一次汤桂芬和同学一起去中西女中演讲，详细讲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生活，使学生深受到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失业工人生活依旧很苦，女工夜校借实验民校演戏，表演反映工人要吃饭、要做工的《失业的痛苦》戏剧。由马林轩编导，汤桂芬演父亲，朱月华演女儿，马林轩演后楼阿姨。父女同唱：“穷呀穷，穷得答答滴，肚子里唱空城计，人快要断气，后楼阿姨好心送东西，买只大饼来充饥。”情景交融的演出，深深感染了500多观众。事后，三和里夜校许多同学风趣的叫汤桂芬为“爹爹”。还有一次以反对物价飞涨，奸商囤积居奇为题材的演出，汤桂芬扮演开米店的老板，把唯利是图，囤积居奇，牟取不义之财的奸商刻画得入木三分。夜校同学王菊秀、汤桂珍扮演挨饿的老百姓，指着奸商的鼻子骂：“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市面上油、盐、柴米不够用呀，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
汤桂芬也是女工夜校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女青年会每年募捐，汤桂芬与大家一起到工厂募捐。在星期天，汤担任组长和几位同学还到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商店募捐。
抗战初期，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侵占租界，许多老百姓无家可归，蜂拥逃到难民所。汤桂芬与三和里夜校同学一起到难民所慰问，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学们还和汤桂芬一起为救护抗战伤兵在夜校学习包扎救护知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汤桂芬和夜校同学发动同兴厂职工学习包扎，救护伤兵的知识，为新四军接管上海作准备。
呕心沥血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日本侵略者刚投降，同兴厂就关闭了，国民党置工人的生活不顾，使大量工人陷入了失业的困境。中共沪西区地下党领导同志第一次在汤桂芬家里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群众开展复工斗争，帮助工人改善生活，联络沪西各厂，把职工团结在我们周围。地点选择在中山北路朱家湾附近的平民村，成立了以汤桂芬为首的“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推选出汤桂芬、顾亮、钱瑞华、王克顺等同志为复工谈判代表。当时吸引了棉纺、机器等40多家工厂，有5万多人参加，联合会组织工人多次向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和上海市总工会（筹）等机构请愿交涉，要求“发救济金、要求复工”。
日本投降前，党中央曾计划从日伪手中夺取上海等一些城市，指示建立城市地下军里应外合。汤桂芬按照党的指示，参与组织沪西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通过各厂党组织布置积极分子张贴“欢迎刘长胜当上海市长”“欢迎新四军接管上海！”的标语。8月23日根据地下党上海“工委”的布置，汤桂芬发动“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的广大工人占领信义铁厂（在莫干山路）并成立了临时指挥所，机器业工人也来到信义厂。当时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许多同学和同兴军服厂的党员，是这次行动的骨干。那天她们待命没饭吃，饿了一整天。夜校的钱琴、王知津、黄纫秋、姚玉英等老师和曹云卿同学买了许多羌饼、大饼到信义机器厂去慰问，支持她们的斗争。直到下午4时，传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示，临时指挥所根据“工委”布置，立即组织工人有秩序地撤离工厂，并转移武器。群众分批列队走上街头，高呼“要工做，要吃饭”的口号。当时普陀区巡捕房派来了许多警察，抓走了21名代表（其中不少代表是夜校同学），关押在普陀区巡捕房。汤桂芬派张菊宝、陈素英找国民党市总工会的周学湘交涉，提出工人“要工做，要吃饭”是犯了什么罪？强烈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张菊宝要总工会周学湘代表工人，保护工人利益，并拖住周学湘去普陀巡捕房交涉，周为了讨好工人，只得去巡捕房解决代表释放问题。
经过反复斗争，代表终于全部释放。全市性的“要工做，要吃饭”的复工斗争序幕终于在沪西信义机器厂拉开。
9月19日，美国第七舰队4艘军舰访沪，国民党当局为取悦美国，要联合会组织200名工人在外滩集合欢迎舰队司令金开德。沪西失业工人联合会便将计就计，借此，组织2000余工人的欢迎队伍到外滩，当金开德到达欢迎现场时，欢迎队伍突然打出“我们要复工，要吃饭”的横幅，并高喊口号“要复工、要吃饭”的口号，怒吼声响彻黄浦江畔的上空。沪东的佘敬成、徐周良也带领工人进来，揭露国民党当局不解决工人失业困苦的丑行，使国民党当局大小官员狼狈不堪。次日，国民党以谈判复工为名，阴谋拘捕、毒打15名谈判代表。7位女代表中的杨善、沈雪珍、陈素英、张金娣、杨美玲等，均是女工夜校同学。在狱中，敌人威胁恐吓与毒打，她们饿了3天，不准吃饭。要大家交代平民村“失业工人联合会”是谁领导的。女工夜校同学，坚决顶住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恐吓与折磨。她们坚决不吐露汤桂芬一个字。同时，还设法与隔墙牢房中男代表联系，要求他们与女代表口径、行动一致。在汤桂芬的安排下派了张菊宝、朱汇寅两位同志再次去找周学湘和章祝三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反动当局找不到代表的“罪证”，一周后只得释放15位代表，由张菊宝带领代表出狱。
汤桂芬积极领导复工斗争的同时，还指导统益纱厂的复工谈判，经过各方面激烈的复工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正视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社会问题，遂于1945年10月起逐步恢复工厂生产。统益纱厂也在当年11月复工。汤桂芬此时三进统益纱厂，她积极动员女工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壮大统益纱厂党的力量，邱金娣等许多女工就是汤桂芬动员去女工夜校读书，然后入党的。当年12月重建统益党支部，汤桂芬任党支部书记。
复工斗争胜利后，汤桂芬考虑到年关将至，物价飞涨，带领工人向资方争取照发年奖的斗争。1946年1月汤桂芬首先在党员较多的布机间发起罢工，各车间也随之关车，很快形成了全厂大罢工，统益纱厂工人斗争和全市工人争取年奖斗争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一场巨大的运动。汤桂芬等代表再次与资方谈判，谈判破裂，再罢工24小时。当时中纺各厂和民营棉纺厂先后解决了年奖问题，统益纱厂工人也解决年奖问题，得以40、50、60元三等分发，另有阴丹士林布1.5丈。工人拿到年奖高高兴高地过了战后第一个胜利年。
复工斗争胜利后，各棉纺厂逐步恢复生产。同兴厂的党员有的原是各棉纺厂的骨干，各厂复工后，她们就进入到信和、统益、申九、新裕二、鸿章、新生、恒丰、华阳、宝丰、庆丰等各棉纺厂去工作。同兴厂红色的种子洒遍了各棉纺厂。所到各厂，又动员了许多姐妹们到女工夜校读书。
抗战胜利后，汤桂芬肩负的任务更为繁重，在形势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汤很少再到女工夜校去，同兴军服厂的党员虽然分散到沪西许多棉纺厂工作，但汤桂芬担任沪西（三区）工会领导，同学们仍在她的领导下进行新战斗。
“十八条”斗争的日日夜夜抗战8年中，上海工人生活十分艰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纺织工人待遇极差，许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解放。1946年2月中共上海市工委决定在年奖斗争的基础上开展争取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时任联合支部书记的汤桂芬及时把党指示对九个厂的支部作了传达。汤桂芬是全市斗争的领导成员，和工人代表去社会局与中纺公司和同业公会代表谈判，遭到拒绝。2月22日全市47家纺织厂13万多工人进行总罢工。汤桂芬发动沪西各纺织厂参加罢工，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纺织工人最大的一次联合斗争，给中纺公司和棉纺同业公会很大压力。斗争的结果，迫使资本家于2月28日签订了18条协议。其中包括增加工人工资底薪，工资与生活费指数挂钩，女工产假56天（工资照发），每天工作10小时，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及改善职工福利等，保障工人利益的条款。这是上海纺织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次生活改善，是纺织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资本家并不甘心，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协议的实施。为了使资本家履行协议，仍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如新裕二厂因资方不履行“十八条”，工人进行斗争，军警来镇压，并抓了2个工人。此时，汤桂芬发动沪西、沪东纺织工人立即联合声援，全市纺织厂于3月14日上海总怠工2个小时，迫使资本家放人，并履行“十八条”协议。鸿章纱厂在张菊宝领导下，也进行了怠工。女工夜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如周巧英、王美英、许玉琳、张梅英均是这次斗争的骨干。怠工中有社会局特工队来镇压。特工队来抓人说什么“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是政治口号”，“你们车间有坏人破坏生产”，要张菊宝交出人。张理直气壮地对特务说：“工人怠工是新裕厂资方不履行‘十八条’，还要抓工人，我厂工人怠工是支援新裕二厂工人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我厂没有一个工人破坏生产。你们一定要抓人就把我抓去交差好了。”这次怠工是有充分准备的。敌人面对秩序井然的各车间，找不到任何镇压的借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此后，各行业工人纷纷仿效纺织工人“十八条”，经过艰苦斗争，签订了一系列有利工人的劳动条款，汤桂芬在纺织业乃至整个上海工人群众中崭露头角。“汤姐姐”的名声开始在各行各业逐渐传开。甚至敌人听到汤桂芬名字，也感到震惊。
脱颖而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经济斗争获得重大胜利后，汤桂芬又根据党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着手建立维护工人利益的新工会。汤桂芬与统益厂党支部抓住时机，按照18条协议中有关规定，在选举过程中，汤桂芬亲自到各车间、小组去做工作，动员群众选举敢为群众谋取利益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工会理（监）事，全厂共选出142名工会小组长。1946年3月25日，召开了统益纱厂工会成立大会，汤桂芬以141票当选为工会理事长，另外4名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分别当选为理事、监事。新工会产生后，人们称之为“民主工会”。汤桂芬以工会身份与资方交涉斗争，促使厂里先后办起理发室、浴室、蒸饭间等。因统益纱厂当时已建厂20多年，工人一直带冷饭进厂，即使在数九寒天，也只能用开水泡一次。办了蒸饭间，工人吃到热饭，他们从内心感谢“汤姐姐”。为了帮助工人学文化，工会还请实验民校的三位老师（中共党员）来夜校任教。
新工会威信很高，有些生孩子的女工在享受到56天产假后感激汤桂芬，让家属拎着一篮篮红蛋送往工会。
此后，汤桂芬又当选为沪西三区纺纱厂工会理事长。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国民党的代表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等五项协议。政协会闭幕后，为了争取可能的和平民主，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目前是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因此，中共上海市工委决定推出汤桂芬等3人为工界代表参加竞选，上海妇女界也广泛动员起来。许广平、胡子婴根据周恩来同志意见，在当年4月成立了“上海国大女代表选举筹备委员会”于4月14日组织各界数万妇女投票选出35名国大代表。汤桂芬榜上有名。有这之前的3月份，国民党为了标榜实施所谓“民主政治”，决定在各地建立参议会，并扩大参议员的候选人范围，以作点缀。汤桂芬、朱俊欣、徐周良等有影响的工运领袖被列入上海工界参议员候补名单。实际上国民党官办的上海总工会头目周学湘、章祝三接连在报刊、电台作竞选演说，争取多拉选票。4月28日，工界参议员选举在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举行。尽管国民党特务在选举中弄虚作假，但汤桂芬仍以多数票当选为工界正式参议员（朱俊欣、徐周良当选为候补参议员）。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工福会的头子陆京士承认他们这次参议员选举失败了。当时，夜校同学闻讯个个都欢欣鼓舞。汤桂芬当选后，及时向党组织汇报。遵照中共上海市工委领导的指示，要她利用自己合法身份及其社会地位，为工人谋取利益，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活动。汤桂芬利用她的合法身份，保护了不少同志，当她获悉敌人已把一些工厂的工会干部中的地下党员列入黑名单，汤桂芬就立即设法通知已暴露的党员同志转移。1946年约11月份，她获知女工同学张菊宝已被敌人列入逮捕名单，汤桂芬立即亲自通知张菊宝撤离鸿章纱厂，暂时隐蔽到杭州，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张菊宝去苏北解放区。
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5万多群众到北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汤桂芬参加了全市的欢送大会和大游行领导组织工作，还担任了沪西区游行总指挥，女工夜校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欢送会。在北火车站的欢送会上，汤桂芬高高地站在人群中演讲：“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这天，统益纱厂的游行队伍是大游行中较为壮观的一支，在高高的横幅上写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标语。整齐的一行行女工队伍，两旁是男工组成的纠察队，后面是一辆大卡车压阵。《文汇报》在报道大游行时，还曾专题报道统益纱厂的游行大军。
1948年1月30日，申新九厂工人大罢工，2月2日遭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国民党当局为了逃避罪责，竟宣布不许带黑纱，以“谁带黑纱谁就是共产党”。来恐吓群众。为了对死难工友的哀悼，对申九工人斗争的声援，汤桂芬在厂里秘密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准备好黑纱，利用开工会理事会的的机会，让积极分子冲进会议室。工人对工会理事们说：“申九工人惨遭屠杀，你们工会为什么不响，你们是代表啥人？为什么不带黑纱？”汤桂芬当时在主持理事会，立即表态说：“我们应该支持申九工人的斗争，应该带黑纱。”此话刚落，工人立即给工会每个理事都带上黑纱。国民党安插在工会内的特务也不敢反对，被迫戴上黑纱。汤桂芬还说：“我们工会理事的态度应该让工人知道。”于是汤桂芬带领工会理事到各车间兜了一圈，很快全厂工人都带上黑纱，以实际行动悼念申九死难烈士。
北上出席第六次“劳大”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发展，敌人狗急跳墙，到处抓人。申九“二谠”斗争后，敌人对申九和各厂的工人代表，进行了大搜捕。汤桂芬也被敌人监视了。3月25日，汤桂芬以统益纱厂工会理事长身份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工会小组长会议，向大家报告了近日有些工厂工会负责人被捕，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工人的罪行。此后，汤桂芬按照地下党工委的布置，从统益纱厂撤离，秘密离开上海去解放区。最初由于敌人控制很严，暂时还不能离开上海，就由邱金娣负责保护她的安全。先是由邱带她到浦东乡下暂避，后在徐仙玲家隐蔽。汤桂芬离沪前，扮成乡村大姑娘，身穿农家妇女衣服，头扎花布巾，由邱金娣秘密护送汤桂芬离开沪西区。汤在十六铺由交通员护送乘船离开上海到青龙港，再送到苏北解放区。汤桂芬离开上海时对邱金娣说：“你们留下来的同志工作更艰苦，千万要沉住气，不要盲动。国民党统治是不会长久了，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
1948年8月，汤桂芬在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当敌人从电台广播中知道这个消息，十分恼火，要捉她的家人问罪。但在汤桂芬离沪前，地下党早有了预防不测的准备，“工委”已及时安排统益纱厂有关党员将汤桂芬的弟弟、妹妹、母亲隐蔽起来，以后也去了苏北解放区。汤桂芬在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上多次发言，介绍了“上海女工英勇斗争”的事迹，很多代表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会上通过东北代表《关于全国解放区职工增加义务劳动一天，以其工资作为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及人民斗争基金》建议时，汤桂芬激动地站起来表示：“大会的《决议》和解放区职工的革命情谊，一定会极大地激励和鼓舞国统区的职工。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把斗争坚持下去，直到最后的胜利！”第六次“劳大”盛况由解放区电台向全国广播，汤桂芬在会上发言随电波传到上海，我们的同志当时听到“汤姐姐”熟悉的声音，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是上海不少被捕同志的家属，拿到解放区职工捐的银元时，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上海解放前夕，汤桂芬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在江苏丹阳集中，女工夜校许多校友，如张菊宝、朱月华、汤桂珍、钱瑞华、徐明哲等在丹阳与“汤姐姐”会师，大家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为准备接管上海，汤桂芬被分配在轻工业大队任大队长。5月27日上海解放，汤桂芬回沪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解放后的第四天，上海总工会成立筹委会，汤桂芬担任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当年12月，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纱厂工会成立。汤桂芬在会上得票最高，当选为纱厂工会主席。1950年7月，全国纺织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汤桂芬当选为中国纺织工会副主席。同年10月，有20万职工的上海纺织工会成立，汤桂芬当选为主席。纺织工会中各个部有（除财务）10多位女部长，都是女工夜校的校友。想不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纺织工会干部，竟成了女工夜校的“校友会”。汤姐姐在工人中的声誉很高，成为团结广大职工的一面旗帜，她带领广大工会干部、职工积极投入工厂改革，废除抄身制，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她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贡献了她的全部精力。
1964年2月18日，汤桂芬不幸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一噩耗，都悲痛欲绝，广大的工人得悉“汤姐姐”去世的不幸消息，都悲痛万分。大家喊着：“我们的‘汤姐姐’为什么年仅45岁就离开了我们。”在2月21日开追悼会，全市有1200多名职工代表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
上海总工会主席张祺在悼词中指出：
“汤桂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工人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良好榜样；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工会工作者，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自己阶级的事业而战斗的良好榜样。”
女工夜校是汤桂芬的母校，我们夜校的校友以“汤姐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也要让我们的后代好好学习她，永远怀念她。（作者：张菊宝 陈素英 马林轩 朱月华 邱金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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